当代史学主流 ：主题与结构 世界历史评论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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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历史评论》是以世界历史为研究范围，立足国际国内史学界，追踪世界历史研究发展大势，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全面展现史学新发展、新研究、新资料，面向国内史学界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学术精品读物，力求为国内史学界提供良好的展示和发展平台。

内容简介

　　《当代史学主流：主题与结构》是《世界历史评论》的第8辑，选取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研究和阐述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某一特定的群体、人物、制度等，并进行横向比较，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世界变局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本辑收入王晴佳、金寿福、吕和应等诸位名家的多篇精彩文章，视角丰富多元。

作者简介

　　陈恒，196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化研究，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著有《希腊化研究》《希腊化世界》等多部专著，译作有《古典学的历史》《全球文明史》《全球史》等，并主编多套有深远影响力的丛书，如《新史学》等。

　　洪庆明，北京大学欧美近现代史博士，师从北京大学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郭华榕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欧美近现代文明史、法国社会生活史，译有《20世纪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私人生活史Ⅱ》等。

目录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超越国家与大陆边界的历史和社会活动

［美］格奥尔格 · 伊格尔斯　文 吴姗姗　译

欧亚“国史”之比较研究：帝国之后史学变迁一例　　　　　　　…………王晴佳

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 · 第一版序言》的思想史解读　……吕和应

布克哈特与文化史　　　　　　　　　　　　　　　　　　　　　…………金寿福

大历史与小大历史　　　　　　　　　　　　　　　　　　　　　…………孙岳

大历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　　　　　　　　　　　　　　　…………张井梅

西方新传记史研究述评　　　　　　　　　　　　　　　　　　　…………陈茂华

海格维希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易兰

再论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王丰收 王利红

问答逻辑与历史　　　　　　　　　　　　　　　　　　　　　　…………余 伟

世俗精神与宗教情怀——威廉 · 罗伯逊史学中的两重性　…………李 勇

主题与变奏：美国史学发展特征析论　　　　　　　　　　　　　…………徐 良

理查德 · 霍夫斯塔特的史学旨趣探究——以《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例

　　　　　　　　　　　　　　　　　　　　　　　　　　　　　…………王生团

评 论 / Review Articles

评雅克 · 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　　　…………马 锋

何以“深历史”？——《深历史：过去和现在的构筑》读后　　 　…………万 澍

光启讲坛 / Guangqi Forum

汤因比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命运　　　　　　　　　　　　　　　　…………郭小凌

文献与史料 / Sources and Documents

奥维德的赫尔玛芙罗狄特斯和萨尔玛奇斯故事中的时间、空间和性别

［德］ 罗伯特 · 基尔施泰因　文　马百亮　译

奥维德《爱的艺术》：欧洲中世纪学童课本 　…………肖馨瑶

《爱的艺术》 第一卷第1—100行汉译及简注 　…………肖馨瑶

踏上流放之途的前夜：奥维德《哀怨集》第一卷第三首译注 　…………刘津瑜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事

精彩书摘

　　超越国家与大陆边界的历史和社会活动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文　吴姗姗　译

　　首先必须谈谈我的生平，因为这关系到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进行社会活动的。1926年11月，我出生于汉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取名为格奥尔格·格尔森·伊格尔斯海默（Georg Gerson Igersheimer），伊格尔斯（Iggers）这个姓是我们到美国时资助人改的，尽管我并不愿意。我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已扎根德国几个世纪，他们信仰犹太教，但在文化上完全是德国人。我的教育生涯始于1933年4月3日，即希特勒掌权两个月后，也是纳粹抵制犹太商人两天后，父母把我送入一所普通德国公立学校而非犹太学校，我很幸运地没有在学校里遭遇当时盛行的反犹主义。不仅如此，我那些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同学和老师们也完全接纳了我，他们大多信奉第三帝国以前的青年运动精神。即使在纳粹掌权之后，我们的邻居、常去的商店也仍旧十分友好。然而，我却感受到了媒体传播的可怕仇恨，目睹了许多商店和其他公共设施开始禁止犹太人进入，我再也不能去游泳或者看电影，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我的公立学校，一个是犹太人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比方说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就是学校里两个信基督教的男同学。

　　另外，我还加入了一个叫作“巴尔·科赫巴”（Bar Kochba）的犹太体育协会。稍晚些时候，我瞒着自认为是稳固的中产阶级的父母，违背他们的意志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方向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享乐，憧憬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我觉得就像巴勒斯坦的基布兹（kibbutz）那样。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1936年10月，我决定转学到犹太教会办的塔木德—托拉学校（Jewish Talmud Torah school）去。我和父母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1937年11月，他们把我送到距离斯图加特不远的埃斯林根（Esslingen）犹太孤儿教养院，这竟然是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我在这里比与父母在一起更像回到家中一般。许多孩子来自周边的小镇，在那里他们已经被禁止上学了。在很多方面，这所学校也受到青年运动的指引，认为犹太人从事商业性活动和智力型职业已经很久了，也过于城市化，因此他们现在设法教育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农业活动，我就被分到了饲养小鸡的任务。我们意识到必须移民去美国或者巴勒斯坦地区了，于是在学校接受英语和现代希伯来语强化训练。

　　1938年10月，此时距离12月“水晶之夜”不足五周，我和父母、妹妹移民去了美国。我们抵达纽约时几乎身无分文，在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的帮助下，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重新安顿了下来。里士满是联邦前首都，曾在美国内战中为保卫奴隶制而战，至今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似乎看到了类似于大屠杀之前纳粹治下我所经历的歧视，我坦率真诚，却受到老师的训斥。当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解密后，我惊讶地发现联邦调查局（FBI）从我14岁生日的几周后，即1941年1月就开始了对我的档案调查，我无法获得这些材料，因为我被告知那些档案已经销毁。在1943年和1944年，也是我活跃在一个里士满的种族主义学生组织的时候，所有的学校和学院，包括我就读的里士满大学都被严格隔离，FBI再次展开了对我的档案调查。

　　1944年我在里士满大学获得罗曼语学士学位，而且学习了德国文学和哲学。1944年夏天，我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德语系的研究生学业。我的兴趣逐渐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学和思想研究。194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我在纽约待了一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学习社会学和哲学，在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参加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讲座。我的几位芝加哥大学和新学院的导师也都是难民学者。在此之前，我只有一个本科学位，1946年秋天，我回到芝加哥加入跨学科的文化史委员会的博士项目，研究19世纪早期欧洲的哲学、文学、宗教和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关注到思想史领域。我对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感兴趣，包括青年马克思、圣西门主义者（Saint-Simonians，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我之前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海涅（Heinrich Heine）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我不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也绝少从事档案工作和发表文献。

　　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威尔玛。我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即使我们的学术兴趣并不相同，我更倾向于思想史，而她更关注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她的家乡波西米亚的犹太人日常生活。1938年10月，她从纳粹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逃往加拿大。我们都来自欧洲中部，家庭背景和社会、政治观念十分相近，1948年，我和威尔玛结婚。1950年夏天，我们接受了位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菲兰德·史密斯学院（Philander Smith College）的职位，这是一所传统的黑人背景院校，我讲授历史、德语和法语，威尔玛讲授德语和法语。当时的白人高校极少聘请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学者，反犹主义在当时的美国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黑人高校则雇用了相当多的犹太难民学者。a当然，我们是数量不小的第二代移民，在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在小石城，我们搬进了校内黑人社区的一个简单寓所，也没有从事社会活动的具体打算。在那儿的第一学期，我讲授1918年以来的世界史，朝鲜战争也在这年夏天打响了。学校图书馆资源严重不足，但有一个很好的公共图书馆，不过不对黑人开放。我给当地的自由派报纸《阿肯色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废止图书馆的种族隔离。b我并未打算得到积极的回应，但令我意外的是两周后院长告诉我，图书馆董事会决定允许我的学生进入。事实上，他们已经决定终止图书馆的种族限制，但没有选择公开宣布。两周后，一个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小石城分会的小规模代表团来到我家，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团由邮政职员和从不担心失业的独立工匠组成。NAACP创建于1909年，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权组织，致力于废除一切形式的、法律上的隔离。c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迫切需要有人进行相关研究和规划，并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分会教育委员会主席一职。我接受了，成为小石城分会执行委员会的第一名白人成员，我和威尔玛也是该组织在阿肯色州的第一批白人成员，不过在全国层面上，NAACP一直拥有白人成员。南方种族主义者抨击它是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激进组织，但事实上NAACP的目标十分温和，只是为了让美国黑人获得其与美国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平等权利。他们通过诉讼实现目的，结果很成功。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形成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civil disobedience），阿肯色州主要关注的是废除法律形式的种族隔离，尤其在学校里。我能够填补从事诉讼所必需的研究和组织诉讼这两方面的重要空白，没有我的努力，让小石城学校向有色人种开放这一南方学校系统种族隔离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将不会发生。NAACP当地分会完全接受和支持我所做的工作，他们一度希望推举我做分会主席，我曾向他们解释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南方政客声称废除种族隔离运动是北方煽动者的阴谋，他们不能代表黑人，就我而言，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外国煽动者，我必须保持低调。相反，黛西·贝茨（Daisy Bates）是一位能力出众、能说会道的黑人，她是阿肯色分会的发言人，多次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她曾经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并做了很多实际的规划。

　　阿肯色和南方的学校仍然遵循着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中所确定“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在公共设施对等情况下允许种族隔离。但实际上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平等的，并且我打算着手去确认这件事情。在威尔玛的帮助下，我调查了几个曾经打过官司的农村学区，当然我研究的主要还是小石城的学校系统，1952年，我写了一个关于小石城中学不平等状况的研究。a这种不平等十分惊人，白人学生的拨款几乎是黑人学生的两倍，黑人中学异常拥挤，以至于每天要分两班轮流上课。然而最触目惊心的还是在课程安排上，就读于主要白人中学的学生都预备着成为大学生或白领阶层，此外还有白人职业中学，而黑人中学只开设最基本的课程。我的建议是希望黑人可以参加黑人中学不提供的白人中学课程。这篇报告在白人社区的自由派人士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民权运动也总是涉及白人，这一点有时会被忽视。令人诧异的是学校董事会认真严肃地考虑了这一计划，不过形成了三比三的僵局。这似乎意味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步。不但大部分小石城白人和阿肯色州东部农村白人强烈反对任何种族隔离，而且很多阿肯色人，尤其是小石城市的城镇人口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势不可挡。他们认为紧邻美国最穷、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阿肯色必须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要求终止现存的种族形式。这也是图书馆董事会愿意接纳黑人、学校董事会愿意讨论我们建议的原因。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中宣布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从而废除了1896年的决议。随后，我与小石城学校董事会会晤，董事会宣布愿意遵从最高法院的决议并提交我们能够接受的废除种族隔离计划书。a两所即将于1956年完工的中学和现有的中心中学（Central High School）都将向所有种族无差别开放，黑人邓巴中学（Dunbar High School）将成为一所无种族隔离的初级中学。到1960年，所有学校都将废除种族隔离。然而，1955年最高法院在第二个决议中提出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应该以“慎重的速度”（with all deliberate speed）进行，这被反对者认为是一个可以无限期推迟整体实施的信号，这导致整个南方对废除种族隔离的抵抗不断增加。小石城学校董事会选择屈服，宣布停止在这三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迫使我们不得不诉诸法律。我组织了两个小组前往拜访中心中学附近的黑人家庭，他们的孩子现在必须走很远的路从中心中学转到东部的种族隔离中学，而我们建议他们继续去中心中学报到注册。令人鼓舞的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同意了，而我们建议过部分父母不要参加，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我们原以为会有28名学生在新学期第一天上午报到注册，没想到来了超过80名学生，不过他们都被拒绝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学校诉至美国最高法院。但是我们在寻找委托律师上遇到了问题，本地律师要么不敢接这个案子，要么打算收取高额的费用。刚刚毕业于阿肯色州立大学法学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律专业大学生威利·布兰顿（Wiley Branton）愿意免费接手此案，但起诉所需的费用我们和当地分会仍然拿不出来，而NAACP全国办公室也不愿此时向我们拨款。为了不耽误起诉，威尔玛向她在加拿大的家人解释了这件事情，她家立刻给我们提供了所需资金。立案后我们得到了当地黑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全国办公室也介入此案。NAACP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诉讼，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如我们所愿命令开放中心中学，但录取了9名有色人种的学生作为妥协。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中。

　　在此期间，我们搬到了新奥尔良，在那里接受了迪拉德大学（Dillard University）的职位，这也是一个黑人机构。因为我只教授历史，教学任务很轻，所以同时接受了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一个研究机构的安排，每学期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可以进入主要的图书馆，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小石城中心中学废除种族隔离和平进行，学校于1957年9月3日，也就是劳动节的后一天开放。那天早晨，我们刚刚抵达新奥尔良就被一个消息震惊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下令国民警卫队阻止9名学生进入中心中学，并动员群众集会反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9名学生受到暴徒的直接威胁，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温和派的声音沉寂了。三周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空降部队到小石城执行最高法院的决定。

　　我在新奥尔良继续担任NAACP当地分会教育委员会主席一职，这里的种族气氛比中心中学暴动之前的小石城紧张得多。路易斯安那州和地方当局都不顾国家立法而致力于大规模抵抗，没有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计划，公共汽车仍旧被隔离，州立法机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它所定义的颠覆活动，认定NAACP非法，虽然最高法院很快推翻了这一判决。我们和孩子唯一一次受到了生命威胁。我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Benjamin Franklin High School）废除种族隔离，这所学校只招收智商130以上的天才儿童，但只有白人，因为当局声称没有黑人儿童取得此资格。我认为这样的天才儿童学校是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突破口。在NAACP当地分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他们的测试我们发现了相当多的高智商学生符合要求，然而如意料之中一样，他们被拒之门外。令人失望的是NAACP全国办公室在最后时刻强烈反对推进这一问题，而我认为这个诉讼是废除种族隔离良好的开端。简而言之，我在新奥尔良能做的事情比在小石城少得多，不过我仍继续与NAACP合作，担任纽约布法罗分会董事会成员。

　　曾经，我们在小石城的黑人社区生活得很舒适，与邻居关系良好，我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于我们住在菲兰德·史密斯学院校园里的时候，他们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嬉戏。我们被接受的一个象征就是，1953年我宣誓成为黑人联谊会的第一位白人成员。同样我们在小石城也有很多白人朋友，他们有贵格教徒（Quakers）、一神论者（Unitarians）、巴哈教徒（Bahai），等等。尽管我们常常定期参加周五日落后和假日的礼拜仪式，却与犹太社区鲜少联系。在新奥尔良我们再次住进了完全接受我们的黑人校园，而且由于与杜兰大学同事们的关系，我们也未曾被白人社区孤立，但我们的朋友比在小石城少了很多。

　　虽然参与民权活动与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工作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第一次涉猎史学就是在我于菲兰德·史密斯学院和迪拉德大学讲授美国历史课程中。我讲授历史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从问题导向的角度出发，比如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美国内战后重建过程中，黑人在南方政治中短暂发挥过重要作用。种族隔离学校的学生都学习过如何理解南方，但是我们阅读了詹姆斯·兰德尔的《内战与重建》a和杜波依斯的《美国黑人重建》b两本书中关于 “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关” 的章节。兰德尔不是南方人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自称是一位严格依据史料的兰克学者，他认为黑人立法机关完全是失败的，还把此归因于他们的种族。杜波依斯是一位杰出的非裔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展示了黑人立法机关在经历过重建的社会改革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兰德尔的书尽管充满了种族主义倾向，但在当时作为一种标准答案受到欢迎。显而易见，意识形态的前提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扮演了角色，尽管声称绝对客观的兰德尔不承认这一点，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接受这一点并尽可能真实地重建过去。

　　离开迪拉德大学，我们的生活经历了一段远离南方的小插曲。从1960年春天到1962年夏天，我们和孩子们住在欧洲。先是在法国，在那里与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研究员们从事进步思想衰落的研究，后来我中断了这项工作，开始在德国从事德国的历史观研究。在法国，我对《年鉴》（Annales）杂志的新史学方向很感兴趣，定期参加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讲座，还有幸多次被邀请到讲座后的咖啡圈子里去，在那里我有机会与他探讨我的研究项目。我对历史观的政治影响十分感兴趣。在大屠杀后我们心有余悸地回到德国，不过很快就遇到了态度友好的人们，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德国逐渐成为我们的第二家乡。

　　1962年我们回到新奥尔良后就参与了反越战运动，直到1965年前往布法罗。我接受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的职位，在这里我第一次可以讲授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思想史和史学，并且和研究生一起工作，威尔玛收到了布法罗凯尼修斯学院（Canisius College）现代语言学的职位。我们认为战争是错误的，这基本上是一场迟来的殖民侵略战争。我创建了布法罗征兵咨询中心（The Buffalo Draft Counseling Center），受训于“拒服兵役者”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Conscientious Objectors），成为一名征兵咨询顾问，后来还担任过军事顾问。我在办公室、家中、贵格派教友礼拜之家（Friends ［Quakers］ Meeting House）向数百名反战人士提供过建议，甚至包括几名在德国的美国军人。后来我发现FBI偷录了我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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