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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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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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034432
版次:1
商品编码:12319715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59
字数:34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内容简介

本卷收录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座的33篇讲演稿,以人文为主体,覆盖众多学科,主题按其内容分为“社会与文化”“哲学与科学”“中国与世界”“文学与艺术”等4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精彩的讲演稿。演讲者有国内外知名学者方朝晖、林火旺、张曙光、刘大椿、吴国盛、俞可平、邓晓芒、李工真、洪俊浩、资中筠、童庆炳、赵林、林少华、韩少功等。

作者简介

杨叔子 男,1933年9月生于江西省湖口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顾问。荣获国家ji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欧阳康 男,1953年生,四川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亚太地区学生事务协会主席。
多次获国家、教育部和省级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荣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精彩书评

本卷主题覆盖广,内涵丰富,讲座嘉宾都是各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体现了比较高的学术引导价值;研究探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分享了演讲者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厘清读者的认识,思想性较强;此外讲座内容深入浅出,学术型和阅读性均比较强,对于拓展大学生知识视野、提高文化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目录

目录



社会与文化

方朝晖从文化模式、文化心理看儒学的现代意义/2

杨善华社会转型期城市家庭所面对的挑战/8

江涌当前中国经济安全透视/19

高淑娟大学生的幸福指数和幸福感/26

林火旺为生命找道理/45

陶东风重建我们的“好生活”理念/67

洪建中跨文化的沟通与实践——心理学的视角/73

张曙光《中国好声音》给我们的启示/79



哲学与科学

刘大椿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辩护到审度/86

陈波悖论:思维的魔方/96

陈波逻辑学和理性精神/106

吴国盛科学的起源/117

刘擎面对没有凭据的人生:现代性困境中的价值重建/125

俞可平政治学前沿/132

徐凤林“悲剧哲学”的人文意义/141

童世骏让“理性”以“理性的方式存在”/152

马天俊哲学与爱智慧/167

刘笑敢价值冲突与人文自然/178

黄洋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187

邓晓芒什么是历史?/196



中国与世界

李工真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上)/214

李工真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下)/229

刘擎中国崛起与文化自主:一个反思性的辨析/244

洪浚浩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途径/252

资中筠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259

汤书昆风靡天下中华瓷——传奇的陶瓷之路的故事/267



文化与艺术

童庆炳“美在关系”的理论构建/278

傅谨多元文化和传统艺术的突围/284

赵林当代文化重建的背景、传统与前景/293

林少华王小波、史铁生、村上春树:为了灵魂的自由/304

张炜时代的阅读深度/320

韩少功文学的变与不变/329

格非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336

后记/358

精彩书摘

人的优秀素养,到底是“教”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这里说的“教”是指来自外部的灌输,这里说的“养”就是自我的体验。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来自外部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引导,现在越来越感到体验的重要性。笔者作为哲学教师,特别重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因为,真正的优秀很难说是教出来的,而往往是自己悟和养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同样一套教育体系、同样一套课程、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不同的学生,达到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大学四年结束之时,当年以相似的高分招收进校的大学生,在同样的学校环境中却迅速地发生分化,大多数人保持在一般状态,而优秀的和落后的则向两个极端迅速分化。同样一个体系对于不同人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里大的差距就在于学生对于学校的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有非常不同的自我领悟与自我内化。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学校的角度看,就是提供一种氛围和条件,而其作用,则要看不同学生对其的认同与追寻。

前言/序言

文化素质教育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杨叔子

时隔多年,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成果,影响巨大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又接着出版了,而且一次就推出了四卷,值得热烈祝贺!
文化素质教育涉及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即“育人”和“文化”。对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牢记“育人”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初心;另一方面,牢记“文化”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内涵。本质上讲,教育就是“文化育人”,就是“以文化人”。而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服务于新时代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我们要承担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这里有必要重温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文化和教育的重要论述。
关于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可以说,文化很重要,教育很重要,素质教育很重要,而文化素质教育则将文化、教育、素质教育连接成整体。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同样也很重要。过去二十多年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首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新认识新时代文化的内涵。新时代的文化,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新时代文化的核心和根本;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次,要发展文化素质教育,创造出既符合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又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文化在发展,教育在发展,因此,“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素质教育将会“经久不衰”。华中科技大学提出“让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更加鲜艳”,我十分赞成这个口号,也希望华中科技大学在这方面有新的建树、新的成就。我衷心地祝愿,文化素质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及其实践导向本文原载《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现征得作者同意做了部分修改,是为序。

欧阳康

自1995年算起,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略,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由此,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应强化其实践导向。一方面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文化建设,在服务社会和报效祖国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提升思想境界。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明确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目标体系,探讨更加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实施途径,促进当代大学生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通过大学扩招和合校,不仅让更多的适龄青年能够走进大学,也让大学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强劲动力与必要空间,让大学有可能回归大学本性,塑造大学精神,取得了革命性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来自多方面的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不太满意,少表明我们教育者包括教育管理者的初衷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要求与期盼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在当前大学对于教育的担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便是大学生文化素养甚至基本素养的缺失。这当然并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教育体系宏观定位和内部协调分工的问题。有人甚至这样描述过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从整个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教育错位问题:幼儿园急着教小学的课,小学急着教初中的课,初中急着教高中的课,高中急着教大学的课,而到了大学却发现还有一些基本的教育缺失,于是不得不去补在幼儿园就应当教的东西,要教大学生们做人行事、接人待物,教他们以基本的礼貌用语和行为规范,要对大学生进行基础性的人性、人格、人品培养。这就是人的基本素养与基本品格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要求努力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引导高校凝练和培育大学精神;鼓励师生员工特别是青年学生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从本文讨论的话题来看,就是要对文化素质教育做一个恰当的功能定位。这里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文化素质教育应纳入全面素质教育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全面素质教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只是全面素质教育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994 年起,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当时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就是由于高考文理分科所带来的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和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由此以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经历了从“三注”(注重素质教育,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和“三个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到“三个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提高教师素养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的过程。当前,文化素质教育面对诸多挑战,需要我们的积极谋划与创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双重意义和二维高度上来思考文化素质教育。
第二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课程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文化素质教育只有纳入规范化的课程教育体系才有可靠的载体,才能得到具体的实现。多年来,我国高校普遍开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有的学校还推出了一批精品课程,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体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要把文化素质课真正开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是拓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学科内容开设为素质教育的课程;二是扩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内涵,使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三是提升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质量,使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魅力;四是增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数量,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有机会选修该类课程,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五是把文化素质的精神与价值灌注到各种专业课程之中,使之都能提升文化品格,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等等。
第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成人成才中的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人的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根本的功能在于帮助大学生更早更好地走进社会和参与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升其文化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
我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素质教育何去何从则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党中央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育好人。按照这样的思路,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搞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教育,怎样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问题转化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何在,如何实现它的核心目标,这就是在多元价值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由此,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从涉及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些概念争论中超脱出来。近年来,围绕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存在着一些争论,需要我们加以正视。从教育部的官方文件来看,使用的是文化素质教育概念,并将其看作素质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国绝大部分高校也都是使用的这个概念,在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下开展相应的活动。近年来也有学校把类似的活动叫作“通识教育”,与国外所说的“General Education”相比照;有的则叫作“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国外一些高校的“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国外还有高校将其称为全人教育,即英文的“Whole�睵erson Education”。有的高校既讲文化素质教育,又讲通识教育,也用博雅教育,想把多方面的内容都容纳进去。也有的学者不赞成诸多提法并存,认为它们是与文化素质教育有区别甚至对立的,主张用文化素质教育来加以统一或统摄。笔者认为,这种争论,一方面反映了素质教育尤其文化素质教育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形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力图从不同的侧面来开展活动,强化其不同的侧面。从总体来看,这些概念方面的讨论如果能够形成共识,对于澄清问题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一时无法达成共识也不要紧,因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名目,而在于实质,在于我们的总体教育理念和实施方略。不管以什么名目来展开,只要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就应当允许和鼓励。
第二,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和相关单位应当拓展自己的工作边界。就拓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边界而言,过去我们关心得比较多的是人文知识的拓展,希望能够开设更多的选修课,后来发展到了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现在又提升到了高端素养的培育和养成,这就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载体和手段。就文化素质教育深化和发展的方向而言,则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创新的思路、更加开拓的精神,着眼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主张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这里的实践包含大学生本身的学习生活实践和中国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实践。我们一方面应当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增强大学生校园生命活动的实践特性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身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服务社会和报效人民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提升思想境界。这就给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与发展空间。如果我国各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相关机构都能把工作边界再拓展一点,工作思路再细致一点,活动内容再丰富一点,那么我们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会在整体上有更大的拓展,拓展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的高素质的培养。
第三,关注文化素质教育的三种内涵或者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知识层面;二是能力层面;三是境界层面。我们过去对前两个层面更为关注,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在知识层面,我们强调人文与科学并重,要求理工科学生加强人文知识和修养,人文社科的学生要加强科学精神教育,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既有科学素养又有人文素养。现实情况是学理工科的学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科学素养,而学人文的也不一定必然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在能力层面,我们强调感性与理性能力、动脑与动手能力、批判与建构能力、服务与创新能力等的统一。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第三个层面:境界层面。当代大学生缺失的是思想境界,而境界提升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的境界提升是一个从自然到功利到道德到天地的过程。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写的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向哪个方向去改变?自然是向理想的方向,而理想则在人的心中,这个理想的生成需要在人的全部生命体验中去感悟。
从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提升境界,另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去面对消沉、面对堕落、面对沉沦。过去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往往关注人性和人心的高端方面,这是应当继承、保持和发扬的。而同样应当引起关注的,恰恰还有低端的东西。如果人生没有一个高的境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是没有目标的,甚至会出现消沉与堕落。所以,我们不仅要问一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还应该问一下“钢铁是怎样锈蚀的?”从人性的基础性假说来看,西方文化是原罪说和性恶论,中国文化是性善说。不管是性善性恶,在现实社会中,不管由善变恶,还是由恶变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规范,才有可能在行动中获得自由。
大学生们追求自由,但对自由也有很多的误解。例如,不少人把自由简单地理解为随心所欲。其实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随心所欲,首先是在认识和超越限定。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把自由分为两种:一种叫作积极自由,即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Freedom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另一种叫作消极自由,即超越限定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limita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限定中,只有把握和消除了限定,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积极自由。每一个大学生都生活在受到各种限定的环境中,从他们进大学那一天起,就要遵守校规,要去学习,要去上课,要做作业,要做实验,完成论文等。这些限定已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他们如何去实现自由,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对于自由理解得不正确,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就可能变成没有前提的随心所欲,成为一种放纵,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
三、探讨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有科学有效的路径支撑。多年来,我国高校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但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面对全新的大学生群体,有更高的要求,要使其更加行之有效,还需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尤其是从实践导向的高度回答一些有关教育途径的基础性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的优秀素养,到底是“教”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这里说的“教”是指来自外部的灌输,这里说的“养”就是自我的体验。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来自外部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引导,现在越来越感到体验的重要性。笔者作为哲学教师,特别重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因为,真正的优秀很难说是教出来的,而往往是自己悟和养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同样一套教育体系、同样一套课程、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不同的学生,达到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大学四年结束之时,当年以相似的高分招收进校的大学生,在同样的学校环境中却迅速地发生分化,大多数人保持在一般状态,而优秀的和落后的则向两个极端迅速分化。同样一个体系对于不同人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里大的差距就在于学生对于学校的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有非常不同的自我领悟与自我内化。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学校的角度看,就是提供一种氛围和条件,而其作用,则要看不同学生对其的认同与追寻。
第二,学生如何才能由被教育者转化为自我教育者?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全员育人”,但笔者认为更应注重“全员自育”。只有当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育人体系才可能发挥作用,否则再好的教育体系对同学们来说无非是一些外在性、强制性和框架性的东西,难以对他们的内在因素发挥实质性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关键因素。华中科技大学的172 名同学,以王艾甫先生无意中发现的没有发出的84 张阵亡通知书为线索,为太原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湖北籍烈士寻找亲属,开展“烈士寻亲”活动,在履行国家责任的过程中迅速成长,变得更加成熟。这项活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后来我们继续开展红色寻访,为赤壁市羊楼洞野战医院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寻找亲友,寻访改革开放30 年,寻访新中国成立60 年,等等。这些活动把同学们引入到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促进了外部信息向同学们内在心理和社会要素的转换,引领了他们的思想进步,加速了他们的成长过程。这表明充分认识历史的现代意义,发挥历史事实的教育作用,促进历史意识的现代塑造,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第三,教师如何才能由演员变成导演或教练?课程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给大学生上文化素质教育课,教师好像是个演员,在课堂上演讲,学生是听众,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巨大反差。即便教师表演得再好,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但如何实现课程内容的内化,把课堂的教育教学变成大学生所特有的实践性活动,仍然是件值得探讨的事情。因此,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应当是让同学们成为演员或者运动员,教会他们自己去表演、去提高素养、去创造好的成绩,而教师的角色应当由演员向导演和教练转换。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课堂或者活动中,教师不应当冲到第一线,而应当在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让学生冲到第一线去实践、去学习、去探索,并从中获得进步。
第四,学校的各种教育资源如何在素质教育的统摄下更好整合?各个学校都有很多资源,分散在学校的各个方面,由各种职能部门管理,如何将它们汇聚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投入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将各方面的力量汇聚成为一种合力,从不同方面推动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这是当前特别值得研究也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这里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在于,素质教育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性选择,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不仅是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事情,也是全校的事情,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都应当把文化素质教育作为自己的工作来抓紧抓好,使学校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四、确立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素质教育本身的发展方向,只有确立了科学的价值取向,才能保证文化素质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强调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就是要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转化为他们的自觉实践,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把大学生引导到火热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建设实践,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增长才干。为此,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应当也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坚持全员育人与全员自育相结合。谁是高校教育教学的主体?对此,高等教育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主张教师是主体,也有人主张学生是主体,由此形成了教师主体论和学生主体论。在我们看来,教和学是一个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教师作为教育者,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教师对整个教育教学过程起着引领、把关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体性对教育教学的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他们是客体,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学习、研究、思考的主体,掌握着学习的进度和质量,决定着学习的效果和水平。一个优秀的教学过程是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很好发挥并有机结合的过程。没有教师主体性的发挥,则不可能按照预期的目标来培养人;没有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则再好的教师和教育体系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教和学的辩证法,也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辩证法。在文化素质教育中也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让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教师是主导的,优秀的教师应当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向着更加积极主动和健康的方向全面发展,以提升大学生的基本素养,实现对于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有效引领,从而使大学期间的人生为未来人生积累更多的经验和财富,这就是我们说的全员育人指导下的全员自育。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对于教师的素质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强化素质教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全体教师文化素质的一种重塑,要求每一个人都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大学教师的教师资格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获得的,而是需要不断充实和提升,不断考核和监督。
第二,坚持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社会高度分工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大学生终要通过从事一定的专业工作或在一定的行业中服务于社会,所有的素质都要在专业性的工作中得到表现和应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素质不是脱离专业而存在的,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相应地,素质教育不可能脱离专业教育而孤立地存在,只能依托和贯穿于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习之中。如果没有了专业,再好的素质也难以发挥作用。文化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专业教育之中,使专业知识与素养的训练变得更加扎实和丰富。这就要求专业教师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使专业学习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专业训练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
第三,坚持“教练式的教”与“学生自主性的练”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不应当仅仅传授知识,更要求身体力行。因此,文化素质教育不能采取满堂灌式的教,它应该是教练式地教,激发和引导学生自主性地练;不仅在课堂上练,也在实践中练,让师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良性和健康的互动,让学生在练习中体会到进步、成就与快乐。做一个好的教练对于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践性的教学也对学生不断提高自我素养提出了要求,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第四,坚持规范式教育与个性化学习相结合。今天的中国高校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强调教育的整体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以便保证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这是必要的。但如何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育,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则尤为需要探讨。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走向了大众型,但这仅仅是从招生比例来说的,并不能成为降低高等教育质量的口实。从高等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承担着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并且仍然应当是精英教育,或者至少应当保持精英品格。精英教育的核心是个性化教育,让每个受教育者能够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文化素质教育也应当成为个性化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9卷):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求索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系列,宛如一座宏伟的思想殿堂,每一次卷册的推出,都如同一场思想的盛宴,引领读者穿越时空,探寻人类文明的深邃根脉,审视当下的挑战,并眺望未来的无限可能。《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9卷)》在此基础上,更是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尤为关键的时代节点,它不是对既往思想的回顾,而是对当下时代症候的深刻剖析,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审慎思考。本书集合了数十位顶尖学者、文化评论家、社会观察家对当下中国乃至全球人文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的深度解读与创新性探讨,旨在激发读者的思考,启迪智慧,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并激发参与塑造美好未来的自觉。 时代脉搏的跳动:当下的人文困境与机遇 第九卷的起点,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敏锐洞察。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科技飞速发展的冲击、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碰撞之下,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塑。本书深入剖析了这些挑战的根源: 意义的失落与追寻: 在物质主义日益盛行的当下,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常常感到精神层面的空虚和意义感的迷失。本书的数篇独立研究,将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失语”现象,探讨了如何从古老的智慧中汲取营养,为当代人提供精神支撑。作者们并非简单地呼唤“回归传统”,而是强调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发展,寻找能够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价值体系。例如,有学者从儒家“仁爱”思想出发,探讨其在构建和谐社会、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现实意义;另有学者则审视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考其在治理理念、个人修养方面的启示。 科技异化与人文关怀的张力: 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等前沿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困境和人文思考。本书特辟专章,探讨了科技发展与人类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作者们警惕科技对人类情感、创造力乃至生存状态的潜在异化,呼吁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必须加强人文的引导与约束,确保科技为人服务,而非反噬人类。例如,关于算法伦理的讨论,深入分析了算法在信息传播、社会决策中可能存在的偏见,以及如何通过人文视角来纠正和规范;对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人文审视,则关注其对真实世界体验、社交模式、身份认同可能带来的深刻改变。 文化认同的模糊与重塑: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使得本土文化认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高度关注中国文化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保持其独特性与韧性,并能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学者们从历史、艺术、语言、哲学等多个维度,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探讨了在全球语境下构建和强化中国文化自信的路径。有研究分析了中国传统节日、民俗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传承,思考其如何维系社群情感、凝聚民族认同;另有学者则从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如何与其他文明进行有效的思想对话,实现互鉴共荣。 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新的价值取向尚未完全确立,价值多元化与价值失范并存,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了困惑与挑战。本书探讨了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个体自由与集体利益、效率与公平、创新与稳定等一系列复杂的价值权衡问题。学者们深入分析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价值冲突,并尝试提出构建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价值共识的可能途径。例如,关于代际沟通、城乡差异、贫富差距等问题的人文解读,都触及了当下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关心的价值议题。 思想的火花:跨学科的对话与创新的视角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9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学科壁垒,汇聚了来自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顶尖学者。这种跨学科的对话,使得对同一问题的探讨更加立体、深入,也更具启发性。 历史的镜鉴与现代的启示: 本卷中的历史研究,并非简单的史实陈述,而是着力于从历史的演变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教训,为理解当下、把握未来提供深邃的智慧。例如,有学者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分析其经验教训,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另有学者则深入研究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试图从中挖掘出关于人性、权力、社会运行的深刻洞见,并将其与当代社会现象进行对照。 文学的温度与社会的温度: 文学作品往往是时代精神的缩影,也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集中展现。本卷中的文学研究,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最新发展,既有对经典文本的重读与解读,也有对当下新兴文学现象的敏锐捕捉。学者们从文学的视角,审视社会变迁中的个体命运、情感世界,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时代精神。例如,有文章分析了网络文学的兴起及其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另有研究则关注当下一些优秀现实主义小说,探讨其如何深刻地刻画了普通人的生活,以及如何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哲学的深度与生活的深度: 哲学思想是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关键力量。本卷中的哲学探讨,既有对经典哲学流派的现代性解读,也有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哲学反思。学者们试图用严谨的哲学思辨,回应时代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例如,有学者从现象学角度,探讨了当下个体存在的焦虑与疏离感;另有学者则关注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构建,以及如何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保持批判性思维。 社会学的视野与人文的关怀: 社会学研究的精髓在于揭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社会机制的优化来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本卷中的社会学研究,始终贯穿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不公对个体尊严的伤害。例如,有研究关注了留守儿童、农民工等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探讨了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环境的必要性;另有学者则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以及其对社会稳定与理性讨论的影响。 未来的回响:启迪智慧,塑造人文未来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9卷)》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启思”二字。本书的目的并非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通过引人入胜的论述、发人深省的分析,激发读者独立的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鼓励读者积极参与到人文价值的创造和社会的建设中来。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辨别真伪、独立判断的能力至关重要。本书的诸多论述,都鼓励读者不盲从,不轻信,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形成自己的见解。 激发人文的自觉: 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饱含着作者对人、对社会、对文明的深切关怀。通过阅读,读者能够深刻体悟到人文精神的价值,从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自觉地将人文理念融入生活。 连接过去与未来: 本卷的研究,既是对当下复杂现实的深刻审视,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积极探索。通过理解历史的经验,认识当下的挑战,我们才能更好地规划未来,构建一个更美好、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9卷)》是一次思想的深度对话,是一次人文精神的有力唤醒,是一次对未来负责任的求索。它将伴随每一位渴望理解时代、洞悉未来、并愿意为之付出的读者,共同踏上这场永无止境的人文探索之旅。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文领域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重要贡献。它将成为激发新一代思想者、建设者、创新者的宝贵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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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整理书架,偶然翻到了这本书的目录页,立刻被那些标题所吸引,每一个词汇的选择都透露出一种深邃的哲学思考,仿佛在向读者发出挑战性的邀请。比如说,某个章节标题提到了“现代性困境中的个体精神重塑”,这个措辞极其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内心的焦虑与探寻。我必须承认,在阅读这些篇章时,我感到了一种知识的“痛感”——那种被触及灵魂深处的思辨带来的震撼。作者显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文化内核的变迁与冲突。阅读它,就像是进行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智力攀登,每征服一个观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心力去消化、去辩驳、去内化。这种阅读体验的强度,远超我预期的通俗解读类书籍,它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背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真正领略到其中蕴含的精妙逻辑和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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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的广度来看,这本书展现出的学术视野令人叹为观止。它似乎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梳理,而是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人文知识谱系,将哲学、文学、艺术史乃至社会学思潮熔铸一炉。每一次翻阅,都像是在进行一次精神上的“跨学科旅行”。我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将书中提及的某个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与当代一位艺术家的创作理念进行对比和连接,这种融会贯通的能力,是这本书带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它没有提供任何标准化的“答案”,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思维工具箱,提供了解析复杂世界的各种“扳手”和“螺丝刀”。阅读完毕后,我合上书本,感觉世界观被重新校准了一次,那种清晰感和洞察力,让我对未来面对任何复杂议题时,都多了一份从容不迫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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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艺术品,封面选用的那种深邃的墨绿色,配上烫金的书名,透露出一种沉稳又不失典雅的气质。我拿到手的时候,光是摩挲着封面的纹理,就已经能感受到编者对这套书的用心。内页的纸张质量也极其考究,那种微微泛黄的米白色调,不仅保护了读者的视力,更烘托出一种穿越时空的厚重感。翻开扉页,排版布局清晰明了,字体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楷体与宋体的交织使用,使得阅读过程既流畅又不失传统韵味。尤其是章节之间的留白处理得恰到好处,仿佛在提醒读者,在汲取知识的间隙,也要给自己留出思考的空间。我通常喜欢在深夜里捧着它阅读,借着台灯的微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是其他普通读物无法比拟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像是一件可以珍藏的文化载体,它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阅读仪式感的回归和尊重。每次把它放在书架上,看到它与其他精装书并列,都觉得它散发出一种低调而强大的学识光芒,让人心生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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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字风格,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严谨与灵动并存的典范。它的行文节奏把握得炉火纯青,叙事性与论证性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你不会感觉到任何一句是多余的废话,每一个论点都有坚实的论据支撑,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密不透风。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阐述复杂概念时,常常会巧妙地引用一些被遗忘的古典文献或被边缘化的思想流派作为参照系,这种跨时代的对话,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传统人文领域的认知边界。它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将人淹没在一堆晦涩的术语里;相反,它用一种近乎散文诗般的精准,将那些宏大的理论解构得清晰可见。我甚至会忍不住停下来,用铅笔在页边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心得和疑问,这种“与作者共写”的状态,是我阅读体验中最为珍视的一部分。这本书真正做到了启发而非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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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确实不低,但正是这种高要求,才筛选出了真正有志于在人文领域深耕的读者。我第一次尝试阅读时,遇到了一些非常前沿的理论模型,当时感到有些吃力,甚至需要反复查阅相关的背景资料。然而,正是这种“不轻易被理解”的特性,激发了我更强烈的求知欲。它像一位耐心的导师,在你迷茫时给出清晰的路径指引,却又在你自满时,适时地抛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让你继续追问。它不迎合大众的浅尝辄止,而是坚定地站在学术探索的前沿,引导我们去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却从未真正思考过的文化基础。我特别欣赏其中对于历史语境与当代实践进行辩证分析的方式,它使得那些陈旧的文本焕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迫使我们重新定位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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