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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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革 著

图书标签:

• 阳明学派
• 晚明佛教
• 心学
• 佛教
• 明代思想
• 宗教研究
• 哲学史
• 文化史
• 王阳明
• 陆王心学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11469

版次：1

商品编码：10464324

包装：平装

丛书名： 阳明学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9-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0

字数：25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以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的关系为论题，结合晚明社会思潮变迁，透过阳明学派的历史形成及其推展演进，考察并辨析阳明士子所展开的丛林交游，探讨阳明学派及其思想与晚明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着重评述阳明士子不同类型的佛教观之内容及其影响、晚明佛教界对于阳明良知心学的不同评析、晚明儒佛交涉的内容及其广泛的思想效应，同时专题讨论了“阳明禅”与晚明“狂禅”之间的思想关系，最后则涉及晚明东林学派、蕺山学派等对阳明学派儒佛交涉现象的评议及其对晚明思潮、学风的影响。

作者简介

陈永革，1966年10月生，浙江永康人。哲学博士，专攻中国哲学及佛教思想传统。现为浙江省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著有《晚明佛学的复兴与困境》、《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人间潮音：太虚大师传》、《儒学名臣：刘宗周传》、《法藏评传》、《晚明佛教思想研究》、《佛行人间：佛教社会观》、《近世中国佛教思想史论》等。校释典籍《长阿含经》、《近思录》、《欧阳德集》等。参译《剑桥明代中国史》（下卷）等。

目录

绪论 本研究的回顾与问题
第一节 本研究的回顾
第二节 本研究的问题

第1章 王阳明及其弟子的丛林交游
第一节 王阳明的丛林交游
第二节 浙中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三节 江右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四节 泰州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五节 南中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六节 小结

第2章 阳明学派的儒佛调和论及其佛教观
第一节 儒佛调和与儒佛异同
第二节 佛教经典观
第三节 佛教历史观
第四节 佛教义理观
第五节 佛教教化观
第六节 小结

第3章 晚明佛门的阳明心学论
第一节 出儒人佛者的评判
第二节 以佛解儒者的评析
第三节 宗门禅僧的评析
第四节 小结

第4章 晚明佛门的儒释互阐与良知析解
第一节 儒释之辨及其效应
第二节 儒典析解及其效应
第三节 晚明学僧的良知析解
第四节 小结

第5章 “阳明禅”与晚明狂禅论
第一节 阳明学与禅学
第二节 晚明“狂禅”诸说
第三节 “狂禅”与祖师禅
第四节 儒佛调和与晚明的心学流变
第五节 小结

结语 儒佛交涉及其对晚明学风的影响
第一节 东林学派的判析
第二节 蕺山学派的判析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晚明这一历史时段的划定，据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的看法，“大体上断自隆（庆）万（历）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①。樊树志所著《晚明史》一书，则把晚明史明确区划于1573年至1644年间，包括万历（1573-1620）、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三朝，凡72年。②另有学者指出，“晚明时期，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五朝”③。这种分期法，更把嘉靖末年纳入晚明的时段区划。
无论上述何种划分，在晚明的时间段中，万历一朝即长达48年，无疑是晚明时期最令人瞩目的一朝。就此而论，所谓“晚明佛教”，主要即指明神宗万历一朝而言④，这正是通常所称的“万历佛教”。圣严法师的论文汇辑《明末佛教研究》一书，则把其所讨论的明末佛教这一对象，扩展到了自1500年至1702年间二百余年的佛教活动。⑤本文所指称的晚明佛教，虽以“万历佛教”为论述主体，但时间大致限定为上起隆庆元年（1567年），下至永明王永历十八年（1661年），跨度近百年。
晚明时期所主要经历的隆庆、万历、崇祯三朝（1567-1644），时间虽不足九十年，但包括佛教思潮在内的社会思潮却遭逢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裂变时代。
着眼有明一代的佛教演进大势，有学者称之为思想呆滞的历史时期，即所谓“佛法凋零时期”（如蒋维乔等人）。从事明代佛教研究的学者们，一般将其间的佛教演进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明初时期、明中期和明末时期（晚明时期）。

前言/序言

　　1984年至1991年间，我有幸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负责组织策划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等多种古籍的整理校点工作。本来还计划组织一套“浙学资料汇编”和一套“浙学研究丛书”，但由于某种非学术的原因干扰了这一计划的贯彻落实，致使当时的我在离职感言中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但到2000年前后，形势变化，我再次被委任为本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继而担任主任。于是，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董平先生共同策划、分工合作，由他负责主持“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的课题①，由我负责主持“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后来，由我主持的课题先后得到浙江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成为浙江省2001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规划课题。我们的课题组12名成员经过7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套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总计11册约300万字的“阳明学研究丛书”。

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思想交融中的个体精神觉醒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活跃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但同时也催生了价值观念的迷茫和传统的动摇；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时，显得力不从心，其 rigid 的教条式解读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诉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学派，以其“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迅速在士人阶层中传播开来，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力量。与此同时，长期处于与主流儒家思想复杂互动中的佛教，在晚明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僧侣，在教义阐释和实践方式上，试图与时代的需求相结合。 本书《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并非是对这两个思想流派各自独立历史的梳理，也非简单地罗列其学术渊源或分期。相反，它将目光聚焦于一个更为精微而又至关重要的层面：这两个在形式上看似不同、但内在精神上却有着诸多契合点的思想体系，如何在晚明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彼此碰撞、相互渗透、相互激荡，并最终共同影响了一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推动了个体精神的觉醒和人文关怀的生长。 阳明学派的兴起，是对传统理学的一种超越。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天理外在于人的内心，需要通过格物致知去不断探寻。而阳明学则将天理内在于人的本心，认为“心即理”，人人皆有天赋的良知，关键在于“致”，即发挥和实践这份良知。这种将道德主体性回归到个体内心的思想，极大地解放了士人的精神，让他们看到了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仍有内在的道德准则可以遵循，有自我完善的途径可以探索。 “致良知”的口号，并非虚无缥缈的玄谈，它要求人们将道德实践落实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无论是在为官、经商，还是在治家、交友，都要以良知为指导。这种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性，使得阳明学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更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个体改造力。 与此同时，晚明佛教也并非一潭死水。在经历了唐宋时期的繁荣与分化后，明代佛教，特别是晚明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僧侣。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传统的佛教教义和修行方式，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时，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与创新。一些僧侣开始尝试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佛法，例如净土宗的普及，强调持名念佛的简便易行，能够让更多普通人参与到修行中来。更重要的是，一些僧侣开始将佛教的慈悲精神与儒家的伦理关怀相结合，对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他们参与慈善事业，关注民生疾苦，试图将佛教的普度众生理念，融入到现实社会的治理与救助之中。 本书的研究，将重点剖析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在以下几个关键层面的交集与互动： 首先，核心思想的契合与相互印证。 阳明学强调“心即理”、“致良知”，认为道德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并通过实践良知来实现生命的价值。而佛教，特别是禅宗，也同样强调“心性本净”、“顿悟成佛”，认为佛性人人皆有，关键在于破除妄念，回归自心。在晚明，许多士人既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又对佛教思想有所体悟。他们可能在阳明学中找到了对内心道德法则的肯定，在佛教中则看到了超越个体局限、通往终极关怀的路径。例如，当士人在阳明学中体悟到“良知”的无所不在时，他们可能会在佛教中找到对这种“良知”的更深层阐释，如佛性、觉性等概念，并将其作为指引自身修行的重要思想资源。反之，佛教的“无我”、“空性”等思想，也可能为阳明学中对“私欲”的克服提供更具形而上学深度的解释。 其次，个体精神的觉醒与人文关怀的勃发。 阳明学打破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僵化教条，鼓励个体独立思考，发挥主体性。这种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强调，与佛教中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众生平等的理念，产生了共鸣。在晚明，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士人阶层内部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传统的等级观念和固有的社会角色。阳明学提供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信念，与佛教提倡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共同构筑了一个更加平等和开放的精神图景。这种对个体精神的重视，促使士人更加关注自身的内心世界，追求精神的充实与超越，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和民生疾苦的同情与关怀。 再次，在社会实践中的相互融合。 阳明学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它强调“知行合一”，鼓励将道德实践融入日常生活。而晚明佛教，也并非只重出世修行，许多僧侣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兴办教育等。这种在实践层面的互动，使得阳明学的“致良知”与佛教的“慈悲”理念，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一些士人可能在阳明学“为天地立心”的感召下，积极投身于社会改良，而他们在行动中遇到的困境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又可能促使他们转向佛教，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支持。反之，佛教的慈悲实践，也可能在阳明学“万物一体”的哲学视野下，获得更强大的思想支撑。 最后，对当时思想界的整体影响。 《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将探讨，阳明学与晚明佛教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构成晚明时期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思想景观。它们共同塑造了晚明士人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艺术审美，乃至日常的生活方式。本书并非简单地认为阳明学“吸收”了佛教，或者佛教“借鉴”了阳明学，而是旨在揭示一种更为复杂和动态的“互塑”过程。这种互塑，发生在思想的深层结构、价值观念的重塑，以及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之中。 本书的研究，将充分利用晚明时期的史料，包括阳明学派的经典著作、僧侣的语录、寺志、文人笔记、以及当时的文学作品等，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历史情境的还原，来展现阳明学与晚明佛教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联系。它将尝试回答，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些思想流派如何共同引导了一代人的精神走向，如何促成了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觉醒，以及如何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本书旨在呈现一幅晚明思想图景的立体画卷，突出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在思想交融中，对个体精神价值的深度挖掘和人文关怀的勃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结尾部分所流露出的那种历史关怀和对后世的启示意义。它并未将晚明的思想斗争视为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将其置于更长远的人类精神发展脉络中去考察。作者似乎在通过对昔日智者困境的回溯，向身处当下迷茫的我们发出了深刻的叩问。这种由史入今的穿透力，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它具备了某种近乎哲学的警醒作用。每一次阅读，都会带来新的思考层次的提升，感觉像是和一位博学的长者进行了长达数十小时的促膝长谈，余韵悠长，回味无穷。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那种古朴典雅中透着一丝现代气息的风格，让人在捧读之前就对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与期待。初翻目录，那种严谨的学术结构和清晰的脉络划分，便让人感到作者在处理如此宏大的主题时所下的苦功。我特别欣赏它在引言部分对研究背景的梳理，那种将思潮置于时代洪流之中的叙事方式，非常能抓住读者的心。它不仅仅是罗列史实，更像是在为我们勾勒出晚明那个复杂而充满张力的思想图景。每一个章节的标题都充满了学者的智慧和洞察力，预示着接下来将是一场关于思想碰撞的盛宴。整本书的纸张质感和印刷质量都达到了很高水准，这对于我们这些热爱纸质书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仅仅从阅读前的体验来看，这本书就已经是今年书架上不可或缺的一员了。

评分☆☆☆☆☆

读罢全书，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在史料挖掘上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那些以往被淹没在浩瀚清代文献中的细碎记载，或是被忽略的边角材料，都在作者的笔下获得了新生，成为论证其核心观点的坚实基石。特别是其中对于某些地方志记载的援引，其考据之精细，手法之老道，简直让人拍案叫绝。这不是一本停留在概念梳理的通识读物，而是真正的学术重磅。我感觉自己仿佛跟随作者的思路，穿梭于当时的寺院、书院乃至士绅的私人客厅，亲身感受着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理性边缘的挣扎与抉择。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是很多同类著作难以企及的。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其多变，既有那种逻辑严密、论证步步为营的学院派叙述，也有在关键转折点上展现出文学家般细腻笔触的段落。尤其是在阐述复杂的哲学概念时，作者总能找到恰到好处的比喻或类比，将那些晦涩难懂的义理阐释得清晰明了，丝毫没有让人感到枯燥乏味。有时候，读到一些精彩的句子，我甚至会停下来，反复咂摸其背后的深层意涵。这种文字上的驾驭能力，使得《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这本书，不仅是思想的宝库，更是一场文字的享受。它打破了传统学术著作的刻板印象，让深度研究也能兼具可读性。

评分☆☆☆☆☆

我必须得说，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构建得极为宏大且精巧，它成功地在两个看似有着显著分野的思想体系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二者进行并列比较，而是深入挖掘了它们在应对时代危机、构建个体安身立命之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微妙的相互作用、渗透与张力。这种对复杂关系的梳理，体现了作者极高的理论敏感度。书中对某些核心概念的重新定义和梳理，无疑为我们理解晚明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工具。它成功地避免了“为比较而比较”的窠臼，真正做到了在比较中深化理解，在互动中揭示本质。

评分☆☆☆☆☆

阳明学派，开创一代学术宗派

评分☆☆☆☆☆

阳明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评分☆☆☆☆☆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评分☆☆☆☆☆

阳明学派，开创一代学术宗派

评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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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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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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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如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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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