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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知识与权力的直接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主流史学传统的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进步论诉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则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显偶然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暴力碰撞，成为鲜明的反潮流存在。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作者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探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历史—经济背景。通过和当时不同潮流的“世界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对照，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做出了定位，同时也探讨了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割裂式解读的弊端。
　　知识与权力的直接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主流史学传统的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进步论诉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则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显偶然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暴力碰撞，成为鲜明的反潮流存在。

作者简介

　　林国荣，男，执教于西南政法大学，专著有《罗马史随想》《帕那萨斯山来信》等，以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与法律思想、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等为治学旨趣。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历史学笔记》的工作背景和条件
第一节 经济生活
第二节 心理条件
第三节 辩证法的没落和“世界观”的崛起

第三章 哲学与历史
第一节 哲学的消亡
第二节 19世纪的“史前史”叙事与《历史学笔记》的现身
第三节 《历史学笔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比较与阐释
第四章 结语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绪论
　　——民主与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
　　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o）在评价19世纪的欧洲思想状况时，这样写道：“人们把19世纪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诚然，18世纪也有伟大的历史学家，但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这些前辈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清楚历史的当下价值。他们不只培育出一种著述类型，而且提出了他们民族生活中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激进革命的抽象观念，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从几百年的历史遗产中开掘出活跃的现实性——不管这种现实性是好是坏。所有这些人都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们从历史研究走向政治生活，进入政府。在18世纪，塑造公共舆论的是‘哲人’；在19世纪，继承这一职责的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书。撰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而重要的政治党派通常又与重要的历史学派是同一的。……正是由于历史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们才称这个世纪为历史学的世纪。”［1］19世纪同样也是工业革命在全欧洲收获广泛成果的世纪，事实上，自法国七月王朝建立之后，“1789观念”就已经开始淡化为党派性议会政治的日常宪政操作，呈现为一系列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丧失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法诉求；换言之，在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是困扰整个欧洲的核心问题。真正的核心关注是在切实的现代意义上如何推动发展，让民族和国家同迅猛发展的经济、科学和技术保持一致。18世纪由哲学家们宣布的基于自然法理想的进步观念，在19世纪为一种更务实的观念所继承，这就是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进步观念。另一方面，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尽管带有雨果式的浪漫主义成分，但也给欧洲的19世纪历史图景留下沉重的伤痛；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宪章运动尽管以纯粹政治权利方面的收获而告终，但运动中提出的严厉而不失理由的经济要求，也同样使英格兰的开明统治阶层蒙受着社会良心的巨大谴责。尽管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上述两场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都失败了，但毫无疑问，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欧洲社会底层在质疑着19世纪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当这种质疑是基于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严肃的反思；而且，这种质疑有着恒久的力量。正如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考所论断的那样，当形式无法再容纳内容的时候，形式本身只能被攻破。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勾勒出一副出色的总体图景，他写道：“从历史上说，资本总是限制死了工党主义所掌控的领域。……统治者们表面上一直采取守势，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他们就不再这样做了，而是理性地整个把工人阶级要么看成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要么看成是十分的无助。当工党在20世纪将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具体化时，国家的统治者们大体上对它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并不够理性地认为它本质上是安全的，潜在地说还是有益的——就像它在1914年匆匆表白的那样。因为，这种天性恭顺的、可敬的政治主流文化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真正的独立精神。因此，最终铸就了今天这种类型的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也极少是它主动争取的结果。最典型的是，这些改革或者是某个折中方案，即特权阶级之所以接受这些改革，是因为它们保证了作出妥协抑或是从该阶级开出的条件中作出了选择；或者是某种防御性措施，即代表特权阶级的政党已经调过味道的或者出于同情而采取的措施。”［2］
　　显然，在这种看似凝固的社会状态之下，有着难以尽数的暗流在涌动。历史学在1848年之后也褪去了兰克（Leopolde von Ranke）、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早年通过其作品而表现出的那种乐观和自信，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尽管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这一逆转的根本特征就在于，19世纪中晚期突然间大量涌现出以长时段为主题的史学作品，这些作品要么关注一个特定民族数百年的发展规律，要么关注非政治性的主题，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经济—社会史以及基于循环论的形态史学吸引了绝大部分第一流史学头脑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兰克所开创的政治史学则因为其对短时段和具体事件的特殊关注，而在19世纪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这个过程之迅速着实令人吃惊和困惑。卡洛?安东尼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其中原因在于“在各大民族完成统一后，在历史中寻找行动动力的任务已不再那么紧迫了”。［3］这无疑是出自一个意大利人的本能的应激性解释，但这种解释势必是表面性的。民族统一确实是马基雅维利以来意大利史学的中心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就史学自身而论，民族统一显然也并非必然就是核心问题，有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凡是涉及人类自身在时间当中的命运的问题，皆在史学的重大主题范围之内，而民族统一不过是一个特殊的19世纪问题。
　　马克思无论是作为《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还是作为参与这一过程并为这一过程付出全部心力的民主斗士、报刊编辑或者记者，都与这一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历史哲学首先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人们也往往将他视为一派教义的首领，仿佛马克思本人对历史进程的参与不过是人们所理解的某种教义在行动上的反映。但人们却一直未能注意到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共产党宣言》身上表现得已经非常集中和明显，而他的一系列为现实斗争而作的新闻性质的评论则更是突出了一个史学天才的多样性头脑。《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留给后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也展现出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的现实感和看待问题的透彻度，而非一个历史哲学家的思辨性和教条性。《历史学笔记》出现在19世纪中晚期这样一个时刻，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这是因为这部作品始终展现的是对短时段和个体性的政治—军事事件的全心关注。此种叙史方法与兰克的史学传统存在表面上的类似，但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兰克那样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会抱有任何天定和谐的乐观精神。严格地说，作为《历史学笔记》的作者的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老辣同时又不乏沧桑感和反讽气质的历史事件旁观者、参与者以及创造者；换言之，《历史学笔记》中的马克思显然是马基雅维利、伏尔泰和兰克的综合体，而完全没有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和热情。这一切都使得衡量《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总体图景中的地位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问题。
　　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发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变化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致使马克思写出了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纯史学作品《历史学笔记》呢？
　　本文尝试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为轴线，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解释，而不是那种尽管带有善意但却是纯形式化的解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否认后一种解释方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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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迄今还没有论著或者论文阐述其内在的合理性，以及经由这种合理性而投射出的意义，本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本书以发生在19世纪后期欧洲史学传统中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尝试探讨《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为应对这一转折时代所付出的个人努力，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历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平生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书并非没有推断性质，毋宁说这只是代表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专题作品，本书无意在全面、详尽的意义上探讨《历史学笔记》笔记本身，诸如它的内容、选材以及编排，而只是满足于将《历史学笔记》放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这一时代精神和时代背景中，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项要素进行比较性质的分析和阐述，众所周知，《历史学笔记》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政治精神和背景当中；众多重要的论题因此要么不得不完全省去，要么只能是一带而过，如果本书能够提醒人们持续地注意这部作品，或者更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以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历史学笔记》，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历史学笔记》，也就算达到目的了。
　　就所要论证和表达的“观念”而言，本书力图从一个侧面指出，艾略特在“希望派”和“记忆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间所作的带有对立倾向的划分是不成立的，这样的划分实质上是一种19世纪的划分，一种仅仅建基人类心理本能而非政治—历史能力和才干的划分。与之相反，本书意在揭示，革命和反革命乃是人类政治—历史世界中的两股各自独立的力量，它们作为人类历史—政治生存结构中的两个同等具有本质性的要素，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依存关系，原因很简单，只要有这样的关系限制，就意味着革命和反革命是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规制的，这并不符合历史—政治生活的现实和要义；事实上恰恰相反，革命和反革命正如同完全超乎人类世界之上的诸神一样，它们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原则并非“对话”，而是“默示”。进一步而言，这意味着人类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进行选择，要么去体验“革命”，要么去体验“反革命”，这种选择是自由选择，选择过程当中的主宰性力量是情感而非理智，换言之，这中间毫无道理可言，无论这些道理是建基于社会—经济观点、法律观点，还是文化价值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以及经济学预言在实践中，以及在人们的日常感觉中经历的严重失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区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质上坚持社会民主党的魏玛观点，认为即使抛开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部分，也并不会影响到就其“科学”部分进行技术性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的确认；另一些人则坚持宗教式的、充满着信仰色彩的观点，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对马克思的亵渎，并坚决要求人们就像面对宗教典籍那样，学着去“体悟”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诉求的绝对优先性。于是，作为发生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欧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战的重大结果之一，马克思的理论被决定性地划分为“科学”和“价值”两个断裂性的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熊彼特在总结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命运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认定马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方面的或者宗教意义上的诉求，他评论说：“他（指马克思——作者注）是一位先知，为了弄懂这个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理解它。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顶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令人厌恶的陈腐当中。社会和所有阶级急剧地消失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此同时，惟一的一线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而知识分子则声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甚为满意。此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一幅对信仰的讽刺画——对这个看法有许多话可说，但不要忽视或者不去称赞这个成就的伟大。不要介意这千百万人中几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确评价这个教义的真正意义。那是所有教义的命运。”（［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页）
　　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从来都是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意味着在他身上并不存在熊彼特所谓的那种单纯的“价值”或者宗教诉求，无论这种诉求是教义性质的和独断的，还是出于个体内心体验的；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类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抱同情。他将历史事实融入他的经济理论，在这方面他表现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样伟大；不过施穆勒和李斯特通过诉求国家主义或者民族自由主义，尝试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下来，从而使自己处于较之马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这种诉求有可能在日后演变为极端而庸俗的国家社会主义形态，他们也不会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未来。如果不能在广阔的历史前景中规划当前，当前的生活必然会因为这种短视而走向灾难。没有直觉是办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经验也许能够丰富这样的直觉，但这种直觉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论和经验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观察世事方面的那种虽然悲观但仍然积极的态度。这样的洞察力再典型不过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经典文本中。《雾月十八》的著名开篇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卷，第584页）对人类命运的这种失败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认知无疑是非常深沉的，这种认知自1848年以来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通信和报刊文章当中，这些通信和报刊文章显示出他对人类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抱有冷漠的旁观者态度。这种态度使人自然地回想起爱德华?吉本关于世界历史的格言式评论：历史不过是记录了人类的罪恶、愚蠢和不幸。《共产党宣言》充满热情，并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运动，但人们往往由于其中的宗教式召唤和热情而忽略了马克思在作出这项呼吁时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讽式的启蒙姿态。这种反讽姿态不仅针对资产阶级，也同样针对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对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马克思始终避免了任何的乐观主义错觉；恰恰是因为他始终能够避免这种乐观，所以才热切地号召共产党人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他是这样评价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页）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实情之间的反差和对照没有谁比马克思刻画得更具喜剧效果了，即使在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人类的命运也不过如此，革命也许不过是最淡化的非实质形式而已。对于巴黎公社的“社会共和国”行动，他甚至没有表现出19世纪30年代、甚至1848年的那种纯粹热情。如果说他的历史哲学将资本主义视为只能部分地解救人类困难的悲剧英雄，那么巴黎公社的英雄主义行动在他的分析中则不过是一种“悲喜剧”，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剧意味。在他看来，巴黎公社的终极行动不过是宣称了“社会共和国”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行动中的人所作的语词上的表达，在这些语词背后，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作为支撑；也许没有人愿意在马克思事后所刻画的这幅漫画中认出自己，然而，第二帝国全部的现代化发育使种种矛盾更趋强化和尖锐化，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同时又如此顺其自然，最终使绝大多数人在无望中发疯。在恐惧和憎恨的支配下，发疯的大多数人就把口号和纲领的紧身衣套在少数赋有决策权和立法权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经反思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诉求而采取即刻的行动，历史便由此获得推进。这一切都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历史运动的复杂性、歧义性和多面性的深刻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表性评论中透露出那种严重的曲解，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的今天，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仍然据此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学，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学以规律和必然性压制了人类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动性。正是这种误解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观念，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类似自然必然性的东西，比如说，资本主义终将消亡，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接受或者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并非人类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挡的自然进程，如同太阳终将冷却和死亡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倾向于不将当代事件同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评判，而只是将这些当代事件视为既定的、无可更改的僵化事实，一种物化了的事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情的关键似乎也就变成了如何看待或者解释这些事实，而不是如何改变事实。换言之，这也许就是马克思通常所谓的“异化”现象的题中之义。此种非历史的思维和认识模式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犬儒论和失败主义，其中重大表现就是人们不觉得可以富有情感和变革意愿地去谈论具体的社会制度，也许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对象则不过是生活的所谓常态，对于这种常态，似乎并不存在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可能性；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尝试去谈论并评价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因为人们实在觉得这种做法已然无足轻重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后期的人们通常都会借助二元论的认知结构，逃逸到种种呈现为“价值”形态或者“文化”形态的直觉和体验当中。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强有力辩护者卢卡奇所评论的那样：“在我们把现在的问题看成一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核心，就以非常显眼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完全无力把当前世界的历史性事变理解为世界历史，这一点，自从这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革命以来，必定在一切头脑清楚的人们中留下糟糕的回忆。”（［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3页）正是这一点最终解释了19世纪后期的转折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为什么在人们当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乱和震荡，“非理性的裂缝”最终吞噬掉了整个欧洲。正如马克思精确刻画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8页）
　　然而，这只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那些本质要素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后，得出的一般性结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看是“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但就现实而言却并非整齐划一，在政治、历史这样的人为技艺领域则尤其如此。从对1848年法国民主宪法的一段代表性评论中，我们并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社会整体的复杂、错位以及基于偶然性的变革有着非同寻常的直觉和深刻的见解：“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页）同样，马克思对于英格兰宪章运动的评述则进一步显示出，他对由于传统、当前的社会和宗教环境所造成的议会改革的“政治幻象”，对于斗争中被压迫阶级的情感有着何等强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于能够最终缴获宪章运动的本质性目标。马克思曾对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提出含蓄的警告：“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力的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产生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5页）
　　正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极其复杂的多面性，及其饱含着现实主义的历史和当代眼光，将我们引向他最后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历史学笔记》。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时发现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页）《历史学笔记》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面貌。从罗马帝国衰亡到宗教战争，历时十六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仅仅按照编年意义上的时间顺序展现在书中。马克思多次强调过：“像其他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现实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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