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期刊的创刊号收藏在藏书界颇为热门,现代已经难寻,当代也非容易。
★一本“经眼录”既是个人的阅读史,也是一本工具书,是了解十年期刊演变的一条途径。
★看似默默无语者,必有自己的另一番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十年”是报纸和期刊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的创刊号正成为当下收藏界的热点之一。李勇军先生已出版相关类的图书四种。这部书稿是对作者所著《新中国期刊创刊号1949-1959》图书的延伸、拓展,这部书稿与前著有着互为补充的关系。
内容简介
《创刊号经眼录:1949-1959》选取三十余种有代表性的期刊单独成篇,并以“链接”的形式附列十数个标题。另外在相关叙述中以整段文字或以图片形式介绍创刊号近百种。是一部期刊的发展史。本书稿由我社签约作者李辉先生作序。
作者简介
李勇军,1970年生,河南兰考人,编审、杂志主编,首届河南省优秀编辑(2002)首届河南省优秀期刊编辑(2008)。
内页插图
目录
1949
《东北青运通讯》
青年期刊“卑微”的童年/新中国是怎样在大学建团的/佳木斯被服厂案例
1950
《中国农报》
是报,还是刊?/创刊“特大号”/关于承印单位北京市生产教养院印刷厂/赔钱发行、大量赠阅是“官办”
附:关于《中国农报·增刊》
《武汉数学通讯》
创刊号仅印400册/曾昭安:刊物的灵魂人物/第一次“全国数学大会”/改名《数学通讯》
附:《数学教学》《数学教学月刊》与《中学数学》
1951
《历史教学》
新中国最早的历史专业期刊/徐特立、马叙伦先后题写刊名/《文史哲》的创刊消息
《外科学报》
《内科学报》的“姊妹刊”/包罗“与外科学有密切关系的各学科”/总编辑:许殿乙/我国外科期刊的第一个商业广告
《新史学通讯》
中国新史学会的“新”/郭沫若三题刊名/因肃反运动第一次停刊
《语文教学》
两个《语文教学》/不容忽视的大众书店/创刊号“三版本”
《中国数学杂志》
总编辑:华罗庚、傅种孙/毛泽东亲题刊名的内情/苏步青的古文学修养/改名《数学通报》
附:关于《数学学报》
1952
《语文知识》
以“通俗的语文刊物”为号召/编辑者:上海新文字工作协会/提倡“横写横排”/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吗
1953
《文艺月报》
巴金担纲主编/唐弢指出:比较严肃,不够活泼,短文章也不够多/成为“批判胡风”运动的重灾区
附:《上海文学》和《收获》
《档案工作》
先出“第十八期”,再出“第一期”/其“前身”《材料工作》/中队民大学最早的档案专修科/“对外保密的内部刊物”
附:《材料工作通讯》是创刊,还是“前身”?
《护士与卫生员》
“护士”与“卫生员”之间/没有定价,也没有经售单位/关于“终刊的话”
《出版业务》
宋原放主编的一份稀见内刊/严格的出版计划/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印制内情
1954
《文艺学习》
一份深受欢迎的青年刊物/第一作者胡耀邦/最高单期印数300650册/因“反右”而停刊
《解剖通讯》
是“小型”刊物,也是“大型”刊物/李赋京与“蒲城李氏”家族/两年“磨”两期的“年刊”
附:《解剖学通报》与《解剖学报》
《建筑》
朱德元帅题写刊名?/不一定把“学习苏联”摆在首位/一错再错的总期数
附:《建筑译述》《建筑译丛》与《城市建设译丛》
……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前言/序言
在刊物的密林里穿行
——《创刊号经眼录》序
李辉
因出版《藏与跋》一书,结识了李勇军,他是我的责编。勇军话不多,客套话更是不会说。两人见面相聚,直奔主题,寥寥几句,便缄默无语。我想了想,这种情形颇有点儿过去与黄裳先生面对的那种感觉。
看似默默无语者,必有自己的另一番天地。果不其然,一日,他寄来《新中国期刊创刊号(1949—1959)》一书,令我为之感叹。未想到,两年之后勇军又完成这本《创刊号经眼录》。这是前面一本书的自然延伸与拓展,他所梳理的仍是1949—1959十年之间创办的期刊,两相呼应,可以说将这十年间中国新创办期刊的大致状况,有了更为系统的叙述。
期刊的创刊号收藏在藏书界颇为热门,现代已经难寻,当代也非容易。试想一下,勇军叙述的这些期刊,距离我们其实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若想一一收藏,几乎不可能。那么,正好有勇军的这两本书,不妨从中获取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好像听勇军说过,他并不意在收藏,而在于对出版的一种热情,在于对历史的关注。多年来,他不声不响地穿行在创刊号的密林里,查阅、阅读、辨析……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刊物,呈现十年间期刊的演变。创刊号的酝酿、问世,往往与文化需求、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借他的细心梳理,一本又一本创刊号的问世过程、内容介绍、主编与作者的阵容,诠释这一个十年之间的出版格局与变化,在斑驳碎影之中,可以看到一些容易忽略的细节。
我自从在大学开始研究现代文学,诸多期刊的阅读必不可少。与勇军勾勒的这十年的期刊有所不同,现代出版史上,往往同人杂志居多。犹记得,当年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借阅那些泛黄期刊,最让人为之沉醉而快乐。首先要看的当然是创刊号。每种杂志的创刊号,最能体现创办者的出版理念与文学追求,创刊号上发表的创刊词、开卷的话、寄语等,帮助我们从中了解刊物名称的由来,编者的情绪、心情、主张。若遇到感兴趣的,便将之抄录下来,留待日后研究或摘录所用,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习惯。翻阅勇军《创刊号经眼录》书稿时,他所转引的许多刊物的创刊词,读来颇感亲切,仿佛看到他坐在图书馆翻阅这些杂志,自己的身影也在一旁闪动。
回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写作《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1929年创办的《红黑》《人间》两本刊物,颇为难找,最后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出来,将两本刊物的创刊词一一抄录。
创刊号《红黑》的“创刊词”,由胡也频所写。他这样详述刊物名称缘由:
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创刊号《人间》的“卷首语”由沈从文所写,与胡也频一样,用词也颇为激烈,可以说集中呈现他们作为文坛新人此时的心情与心境:
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世,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作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作本刊读者而已。
……所谓一群,人数真是怎样稀少!三个吧。五个吧。比起目下什么大将,高踞文坛,文武偏裨,背插旗帜,走狗小卒,摇旗呐喊,金钱万千,同情遍天下者,又真是如何渺渺小小之不足道!然而为了一种空空的希望,为了我们从这事业上可以得到生活的意义,干下来了。
我最后可说的话,是先在此来为本刊悼。
就现代文学刊物的创刊号来说,创办者的创刊词通常都写得精彩,相比而言,《创刊号经眼录》里的文学刊物的创刊词,少了当年创办者的愤世嫉俗、慷慨激昂,少了当年创办者的挥洒自如、文采飞扬。其实,这也正是时代变迁之后历史演变的写照。同人刊物不再出现,创办者常常为机关、单位,尽量摒弃个人色彩与个人主张,以体现集体性与政治意识。这也是《创刊号经眼录》的重要性所在,勇军借众多创刊号的整合、勾勒,如实地把现代与当代不同时代期刊出版的历史转折,令人信服地加以叙述。于是,一本“经眼录”既是个人的阅读史,也是一本工具书,是了解十年期刊演变的一条途径。
研究期刊需要耐得住寂寞,勇军恰好有此秉性。我猜想,他现在或许已经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刊号研究。接下来另一个十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各类期刊的命运与历史的关联更加密切,期刊与办刊者随时代潮流涌动而起伏跌宕。最值得勇军费心搜集与研究的,恐怕是1966—1969年期间全面开花的“文化大革命”刊物。这些创刊号若要收藏与研究,谈何容易。何况它们又非正式出版物,很难有延续性。但是,就其出版特殊性而言,这是当代中国刊物前所未有的现象,若要研究,便不能舍弃而过。
显而易见,新的一本《创刊号经眼录》,对勇军是新的挑战。以他的耐得住寂寞的秉性,以他对出版的热爱,他应该仍将如过往一样,默默地接受这一挑战。几年之后,如果他再次呈现一部新著,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
写于2016年5月26日,北京
《创刊号经眼录》(1949-1959)并非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书籍,而是一份珍贵的文献集合,它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变迁、思想脉络以及文化生态的窗口。这份“经眼录”,顾名思义,并非简单的信息堆砌,而是集合了创刊初期一系列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本,通过它们“亲眼所见”的记录,帮助读者“亲身经历”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这份文集选取的时间跨度,1949年至1959年,恰恰是新中国从诞生到初步建设的关键十年。这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也伴随着探索与调整的时代。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度,迈向一个充满希望、亟待重塑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期间的社会巨变、政策推行、思想解放、文化革新,乃至普通民众生活的点滴变化,都如同历史的长河中的浪花,在这份“经眼录”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创刊号”的定位,更是赋予了这份文献独特的价值。它所收录的,很可能是某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刊物、一份具有时代风向标作用的报纸,或者是一系列代表初期创作思潮的出版物。这些“创刊号”往往承载着新兴力量的呼唤,凝聚着新生的理想,也试图通过文字的力量,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和文化面貌。因此,这份“经眼录”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那个时代精神内核的捕捉。 “经眼录”的“经眼”,意味着它汇集了当时最前沿、最核心的观察和记录。这可能包括: 一、政治与政策的脉动: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份“经眼录”很可能收录了关于建国初期政治格局的形成、各项基本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决策过程和解读。例如,关于“一五”计划的宣传与动员,关于各地如何贯彻中央精神的具体报道,甚至是不同领域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识与态度转变的记录,都可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权威如何建立,社会如何重组,以及国家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二、经济建设的轨迹: 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这份“经眼录”可能会反映出当时经济工作的重点,例如工业化的推进、农业生产的调整、城乡关系的演变,以及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生产目标,技术引进的尝试,劳动竞赛的盛况,以及普通劳动者在经济建设中的热情与付出。同时,也可能捕捉到在探索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困境。 三、思想与文化的激荡: 新的社会制度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这份“经眼录”很可能包含对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记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进程的探讨,以及对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新审视。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新政权的引导下,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收录的文本或许会展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与分析,以及艺术家们在新的创作土壤中摸索前进的轨迹。我们能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在思想上的碰撞与融合,对新价值观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四、社会生活的转型: 历史的变迁最终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经眼录”会细致地描绘出1949年至1959年间,中国社会的面貌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从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婚姻等社会习俗的变迁,都可能包含其中。例如,关于扫盲运动的普及,关于妇女地位的提升,关于新的社会组织(如街道居民委员会、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以及人们在集体生活中的情感交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可能通过当时的报刊报道、回忆文章、文学作品等形式得以呈现。这份“经眼录”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沉浮,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如何适应并参与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 五、国际视野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份“经眼录”可能会收录当时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记录,特别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密切合作,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对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都可能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定位,以及如何在新生的国际秩序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 这份“创刊号经眼录”(1949-1959)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第一手的、未经过后期加工的原始史料。这些文本,如同历史的“活化石”,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声音、思想和情感。它们可能包含着朴素的宣传,也可能流露出真切的忧虑;可能充满了豪情壮志,也可能夹杂着现实的困境。正是这种真实性,让这份“经眼录”显得尤为珍贵。 通过阅读这份“经眼录”,我们不仅能够系统地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图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尝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奋斗,以及他们是如何共同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一次深刻的、多维度的“亲历”。它鼓励我们以史为鉴,以人为本,去反思历史的经验,去理解时代的复杂性,从而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当下,并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份“经眼录”,是一份邀请,邀请每一个对中国近现代史怀有好奇心的人,一同走进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用自己的眼睛去“经眼”那段不平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