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与赋权:当代浙江、上海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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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云星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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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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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164870
版次:1
商品编码:1209506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9
字数:26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吸纳与赋权:当代浙江、上海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经验研究》为社会学学术著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吸纳与赋权:当代浙江、上海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经验研究》以政治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浙江、上海有关案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社会机制具有“吸纳”与“赋权”之特征,培育专业化、行业化的社会组织主体是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时期的战略课题,政府、社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诸方的合作治理是社会组织培育与管理创新之道等学术观点。

作者简介

  阮云星,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所长。有《中国の宗族と政治文化一现代『羲序』娜村の政治人类学研究》(东京:创文社,2005年2月)、《政治人类学:亚洲田野与书写》(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等。

目录

序章 探究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社会机制
第一部分 背景与理论
1 告别管制:中国社会组织管理新阶段的到来
1.1 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
1.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进程
1.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变迁
2 理论与方法检视:合作治理、资源依赖和“拓展个案法”
2.1 合作治理理论及主要模式
2.2 资源依赖理论及其研究拓展
2.3 “拓展个案法”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部分 浙江与上海个案研究
3 杭州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社区组织、复合型组织和支持型组织的治理参与
3.1 区域发展与治理视野下的杭州社会组织发展进程
3.2 从被吸纳式依附到作为平等主体参与:杭州市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模式研究
3.3 杭州社会组织发展新趋势: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共治参与
3.4 小结
4 宁波社会组织增量培育模式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创新
4.1 社会组织发展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4.2 为何而购买:两种价值的争论与本土选择
4.3 作为增量培育模式的宁波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创新
4.4 作为增量培育模式的宁波创新及其意义
5 温州混合治理构建中的政策依赖与政策限度
5.1 混合治理与社会组织发展
5.2 地方混合治理的探索:温州的政策实践与社会组织发展空间
5.3 反思混合治理构建中的政策依赖与政府角色
6 上海“恩派”(NPI)创立:社会创新与新型支持型社会组织
6.1 走进恩派
6.2 浦东改革与“全球化”之契机
6.3 新民营运动与支持型社会组织
6.4 恩派“公益集群”的组织与治理结构
7 “公益孵化器”与“屋里厢”的社会管理功能
7.1 公益组织孵化器研发与恩派品牌
7.2 公益组织孵化器模式与NPI的社会治理参与
7.3 社区服务托管与“屋里厢”公益品牌
7.4 屋里厢的社区托管模式:DREAM五步法
8 “上海社会创新孵化园”的政社合作与张力
8.1 公益产业链与参与社会创新
8.2 从“社会创新孵化园”到“公益新大地”
8.3 赋权与政社合作张力
8.4 恩派与政府的合作关系
9 从“明善道”到“一个鸡蛋的暴走”的跨界合作
9.1 恩派:“社会企业”取向的支持性社会组织集群
9.2 明善道、联劝的业务结构与托管基金中的企业与社会组织
9.3 “一个鸡蛋的暴走”项目中的恩派、企业、政府与社会
9.4 小结
10 都市支持型社会组织何以快速成长:上海NPI的政治人类学研究
10.1 研究缘起与学术及田野背景
10.2 NPI的诞生与社会创新实践
10.3 NPI快速成长的社会机制
10.4 小结

终章 吸纳、赋权迈向合作治理: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社会机制和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时期的新课题
附录1 法国社会团体发展现状及其法律管理框架
附录2 在国家主导与社会协同之间的互动发展: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状况及有关法律体系
附录3 技能志愿者:非你莫属
参考文献
索 引

精彩书摘

  《吸纳与赋权:当代浙江、上海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经验研究》:
  新成立的NPI在业务模式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吕朝的原计划是在上海复制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的模式,帮助上海的NPO进行能力建设,但却面临着市场问题:与北京数量可观的NPO相比,上海地区当时民间公益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即使加上官办公益机构和公募基金会,同北京相比整体数量也少很多。这种情况使得能力建设业务面临困境,NPI“四处碰蹙”。虽然在注册成立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如何开展业务,开展怎样的业务却是摆在创始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府(尤其要注意到浦东区政府的特殊性,这一点在下文也将有所提及)已经看到引入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对于社会治理和政府的履职十分必要。但作为社会组织自身来说,如何实现自己的“使命”,以怎样的方式来运作,却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吕朝认为,这也正是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阶段的特征性问题,即NPO虽已有蓬勃之势,但发展模式和道路的探索却刚刚开始。
  经过近一年半的探索和思考,2007年4月,NPI的第一项业务,也是国内首个公益组织孵化器应运而生。随后NPI开发了社区托管、联合劝募、企业社会责任咨询等业务。这些业务发展速度很快,NPI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张。当前,NPI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成都、深圳等地设有办事处,孵化器的业务已经扩展到北京等地,几个领域的业务巨相促进,互为补充。
  ……
时代浪潮下的基层脉动:公民社会如何重塑中国城市生活 本书深入剖析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在中国当代城市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并对其治理机制进行了一次细致而深刻的研究。我们聚焦于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沿海发达地区——浙江和上海,这两个地区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排头兵,也是社会组织活跃度较高的地区。通过对这两个区域一系列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访谈和案例分析,本书试图揭示在“吸纳”与“赋权”的双重逻辑下,这些组织如何嵌入基层社会结构,又如何影响和推动着城市治理的转型。 第一部分:时代背景与研究切入点 本书的起点,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时代背景的梳理。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传统的基于单位制的社会保障和动员体系逐渐瓦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催生了新的社会需求和利益诉求。与此同时,政府在简政放权、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念引导下,也开始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填补了政府职能延伸的空白,满足了民众多元化的需求,成为了连接政府与民众、市场与社会的重要桥梁。 然而,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们在争取生存空间、获得资源支持、明确自身定位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挑战。本书的研究切入点,正是聚焦于这些挑战中尤为关键的两个维度:“吸纳”与“赋权”。 “吸纳”,指的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组织纳入到公共服务提供、社会问题解决的体系中,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项目委托等方式,将社会组织的功能与政府的治理目标相契合。这既是一种治理策略,也是社会组织获得合法性与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吸纳也可能带来被规训、被同质化,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 “赋权”,则侧重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能力和自主性。它包括社会组织在资源获取、组织建设、议程设置、公共倡导等方面的能力提升。一个真正赋权的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有效地履行其服务功能,更能代表特定群体发声,参与公共决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既有秩序,推动社会进步。 本书的研究目的,正是要审视浙江和上海的社会组织在“吸纳”与“赋权”的互动张力中,是如何实践其治理功能的,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又面临着哪些困境。我们认为,理解了这一互动过程,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当代城市社会组织的真实面貌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部分:浙江与上海的社会组织图景 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浙江和上海,并非偶然。浙江以其浓厚的商业文化和活跃的民营经济闻名,其社会组织往往带有鲜明的市场导向和草根创新精神。在这里,大量的行业协会、商会、社区服务组织、公益慈善机构等,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一些行业协会在维护行业权益、促进行业自律、对接政府政策方面表现出色;一些社区组织则在解决邻里纠纷、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认可。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其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特点。一方面,上海拥有数量庞大的专业化、机构化的社会组织,它们在环境保护、青少年服务、老年关怀、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开展着专业的服务。另一方面,上海也涌现出大量依托于网络平台、具有广泛传播力的公民参与类组织,它们在信息公开、权益倡导、社会动员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潜力。同时,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也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在引入境外非营利组织、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对这两个地区社会组织的考察中,我们关注了多种类型的组织,包括但不限于: 社区类社会组织: 它们是连接居民与城市管理的最基层单元,在物业管理、邻里互助、社区安全、环境改善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行业/专业类社会组织: 它们代表着特定行业或领域的利益,在行业标准制定、技术推广、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专业功能。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它们致力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困难,提供教育、医疗、扶贫、助残等服务,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 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涵盖就业培训、心理咨询、法律援助、青少年成长等多个方面。 倡导/权利类社会组织: 它们关注特定议题,致力于推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在公共议题的形成和讨论中发挥作用。 第三部分:治理机制的深入剖析 本书的核心在于对这些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深入剖析。我们尝试回答以下关键问题: 1. “吸纳”的机制与后果: 政府是如何通过哪些具体的政策工具来“吸纳”社会组织的?这种吸纳对社会组织的目标设定、运作方式、资源获取以及自主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存在“行政化”的风险?社会组织又如何在这种吸纳中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 2. “赋权”的维度与途径: 社会组织在自主发展、能力建设、资源多元化、公信力塑造等方面,是如何实现“赋权”的?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在赋权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有哪些成功的赋权案例可以借鉴? 3. 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践: 社会组织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否完善?例如,理事会的作用、民主决策机制、财务透明度、专业化管理等,这些内部治理的实践如何影响其外部治理效能? 4. 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在城市治理的实践中,社会组织如何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居民、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的协同?这种协同的模式、障碍与成功的经验有哪些? 5. 社会组织的创新与挑战: 在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复杂治理环境下,社会组织有哪些创新性的实践?它们在面临政策限制、资源匮乏、公众信任度不足、自身能力局限等挑战时,是如何调整策略和应对的? 我们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在浙江和上海,社会组织在“吸纳”与“赋权”的动态博弈中,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韧性和创造力。例如,我们分析了某些社区组织如何巧妙地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拓展服务范围,同时又通过自筹资金和志愿服务,保持了服务的独立性和特色。我们也考察了一些行业协会,如何在政府指导下,通过建立行业标准和信息平台,提升了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和话语权。此外,对于那些致力于社会倡导的组织,我们重点关注了它们如何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通过非对抗性的方式,有效地表达诉求,影响公共政策。 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 本书的研究结论,旨在提炼浙江和上海社会组织治理机制的共性与特性,总结其发展的规律与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社会组织在中国当代城市治理中的作用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它们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社会资本的汇聚者、社会需求的反映者、社会创新的推动者。 “吸纳”与“赋权”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有机结合、相互转化的过程。有效的治理,需要在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生态,应该是在政府的有效规制与支持下,能够自主地开展活动,多元地获取资源,专业地提供服务,并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治理理念的不断深化,社会组织在中国城市治理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本书的研究,希望能为理解和推动中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为构建更加多元、更具活力的城市治理体系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期待,中国的社会组织能够在“吸纳”中保持独立,在“赋权”中承担责任,真正成为连接社会、服务民众、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共同塑造更加美好和可持续的城市未来。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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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关注公共政策效果的观察者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价值点在于其对“机制”二字的聚焦。治理机制,意味着一套可重复、可识别的行为模式和制度安排。浙江和上海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其社会治理的压力和需求也最为复杂多样。这本书如果能系统梳理出这些治理机制的“操作手册”——即政府部门具体是如何设计项目、评估绩效、并与社会组织进行资金和信息对接的——那对于其他正在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地区,将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指导意义。我尤其关注那些可能被忽略的“非正式机制”或“关系性治理”的因素。在高度依赖地方人脉和非正式互动的环境中,正式的制度文件之外,哪些潜规则或关键人物在推动“吸纳与赋权”的实际落地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本好的经验研究,应该能够穿透这些表面的制度文本,捕捉到那些真正驱动社会组织生态演变的微观动力。这本书如果能提供这样一种多层次的分析框架,我将非常乐意将其作为研究地方治理创新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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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就充满了学术的厚重感,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社会科学研究中那些复杂而精妙的互动关系。从书名来看,它似乎深入剖析了社会组织在特定区域——浙江和上海——的运作逻辑。我对这个领域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地方治理如何平衡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与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这种“吸纳与赋权”的表述,暗示了一种动态的权力分配与资源整合过程,这绝非简单的行政命令可以概括,而是充满了博弈、妥协与创新的实践。我猜想,作者一定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可能涉及到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访谈,比如社区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甚至是新兴的公益团体。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呈现出详实的案例分析,比如某个特定政策出台后,社会组织是如何被纳入治理体系,以及这种纳入过程中,它们自身的能动性是如何被激发或限制的。毕竟,在快速城市化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的“赋权”对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韧性至关重要。这本书如果能清晰勾勒出这些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将是对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治理转型极具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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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的封面信息,我立刻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实证研究气息。浙江和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高地,其社会治理模式必然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研究价值。我关注的重点在于“经验研究”这几个字,这表明本书并非空泛的理论推演,而是扎根于现实土壤的观察与提炼。一个优秀的经验研究,理应提供清晰的“因果链条”: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历史遗留问题,或者说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催生了今天浙江和上海社会组织独特的治理图景?我希望看到作者能够超越简单的描述性总结,而是深入挖掘那些使得“吸纳”得以有效实施,以及“赋权”如何真正转化为组织能力的关键变量。例如,在金融支持、政策参与渠道、人才流动等方面,这两个区域是否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创新包”?如果书中能对比分析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些机制是如何迭代演进的,那将是对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一个非常扎实的贡献。这本书如果能展现出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敏锐的洞察力,无疑会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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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语言风格,透露出一种严谨、内敛且富有洞察力的学术气质。它没有使用过于煽情的词汇,而是直指社会组织治理的核心矛盾——如何处理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我这样长期关注社会资本积累和公民社会发展的读者来说,最吸引我的点在于“当代”和“经验研究”的结合。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看到,在过去十几年间,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浙江和上海的社会组织是如何调整自身定位以适应新的治理环境的。我特别好奇,书中是否涵盖了关于社会组织专业化能力建设的论述?在“吸纳”的过程中,政府如何评估和要求社会组织的专业标准?而在“赋权”的过程中,社会组织自身又是如何提升其服务供给能力、监督能力和自我约束力的?如果书中能够展示出社会组织从依附型向专业化合作型的转变路径,并分析出哪些制度性激励措施最有效,那么这本书无疑就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转型案例库”。这种对实践细节的深入挖掘,远比抽象的概念讨论来得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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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结构,特别是“吸纳与赋权”的对仗,立刻引发了我对权力光谱的思考。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吸纳”常常意味着将原本相对独立或松散的民间力量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内,这其中潜藏着一种精妙的平衡术——如何既要利用其灵活性和专业性,又不能让其发展出挑战既有权威的独立性。而“赋权”则代表了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即认识到社会组织是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有效中介力量。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和测量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在具体的案例中,“吸纳”和“赋权”的边界在哪里?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即形式上的赋权,实则只是为了更高效地实现吸纳的目的?我期望本书能提供一些深刻的案例,揭示这种微妙的张力是如何在具体事件中被处理的,比如在处理环保危机或养老服务短缺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互动模式是怎样的。如果能揭示出这背后深层次的制度逻辑,这本书的价值就远超地方志的范畴,上升到了对国家-社会关系转型规律的探索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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