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995年以来社会运动的高涨重新激活了关于法国阶级斗争的争论:我们是否面临1980~1990年代被忽略的各个社会阶级的“复出”?鉴于近30年来社会学已经颠覆了有关社会冲突主要角色的理论,这种“复出”是否只是错觉?今天雇佣劳动正在走向普遍化乃至全球化的同时,也在走向分化。智能职业与操作性劳动、受到身份保护的员工与临时工之间的深刻的文化差距,使得各种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汇流变得尤其困难。然而,“运动主义”的集体行动难道不是扩大公共空间的一个因素?从中难道不是可以窥见政治合法表象重构和社会解放新前景重建的一个强大因素?这部集体著作提供了关于这些总题的社会学反思的基础,特别是重现了2004年《今日马克思》杂志组织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学分组的热烈争论。
作者简介
让·卢日金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运动研究中心、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荣誉主任研究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社会—技术变化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联系的研究。近作有:《别了,中产阶级》(2005年),《时代之战——寻求尺度的劳动》(与让—路易?马来特拉合著,2002年),《资本主义批判社会学》(主编,2002年)。
内页插图
目录
总序
导言
第一部分 横切进路
第一章 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阶级关系与政治危机
第二章 近年来法国平民阶级的变迁
第三章 自由主义、全球化、替代性选择
第四章 从阶级归属到“社会未来”,从政治上反资本主义到意识形态上反自由主义
第五章 集体行动的政治可能性
第二部分 劳动的变革与社会冲突
第六章 集体动员——词汇与话语的进路
第七章 社会斗争的可见性和不可见性:量与质的问题还是视角问题?
第八章 西班牙新经济从业人员的价值——反思保守价值与进步价值
第九章 从工薪阶层到临时工?
第十章 间歇演艺人员:一个“完满的”弹性工作制实验室?
第三部分 教师斗争——反对学校中的社会再生产?
第十一章 安于学校的不平等?
第十二章 学业成就的不平等与阶级意识
第十三章 教师运动——反对自由主义的争论与争取承认的斗争
第十四章 重温平等——年春的教师斗争
第四部分 阶级斗争的全球化?
第十五章 美国工人阶级的重组?
第十六章 全球化与两性社会关系:南—北视角
第十七章 反对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归化——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学
第十八章 一年的印度中产阶级——介乎超凡入圣与威胁之间
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译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 横切进路
第一章 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阶级关系与政治危机
让?卢日金内
我们生活在原有的阶级认同性解体和新的认同性可能将要重组的一个过渡时期。社会表象的旧框框已经不复适应。“工人阶级”、“干部”、“中产阶级”,这些范畴既没有考虑到工人与其他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某些新的叠盖,特别是在信息加工领域,也没有认识到劳动的临时化导致整个雇佣劳动阶级的分割和分裂。同时,工会和政治组织对于如何代表一个多元的雇佣劳动阶级也穷于应付,因为在这样的雇佣劳动阶级中,客观的趋同现象既同社会、文化、民族分裂的强大势头发生冲突,又同随同信息革命进入工薪阶级的青年和妇女的种种新的期望相左。
为了避免用唯意志论,以便从中比较清楚地辨明和测定认同性重组的新潜力,我们分两步走。首先,我们从所谓“平民”阶层(工人与雇员)与工薪中产阶层之间的对立着手,通过社会历史的视角来重新检验今天导致阶级联盟瘫痪的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分裂。然后,我们试图围绕构建替代所谓“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另一种选择,从而真正超越资本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极其多样乃至分散的所谓“新社会运动”的进步性及其局限。我们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管理禁忌”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工薪阶层和市民中间依然如此强大?
“文化资本”问题分裂了平民阶级和脑力劳动工薪阶层
皮埃尔?布迪厄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预先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工薪阶层)等同起来.其唯一的根据就是两者都是在市场上交换商品和收入的消费者。卡尔?马克思所论证的消费品分配与生产资料分配之间的根本区别,在皮埃/尔?布迪厄那里消失了。布迪厄通过这样的手段.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把资本归结为一种简单的“用于消费和流通的商品”。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发现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结尾论述社会阶级的未写完的那一章中确切地指出:“资本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相反,“流行意义上”所说的分配(消费品分配)“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这样的关系本身不能反映生产资料的分配关系,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内部由生产关系一定的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
因此,“文化资本”概念抹杀了生产资料分配关系与生产力、资本家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矛盾。文化资本理论囿于消费和收入分配领域(换句话说即是社会分层领域),不能上升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利润、赢利)与形成中的新的需要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能力及生产者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对于人力资本的批判,从社会关系被封闭于商品流通和分配领域的时刻开始,不能不是局限的。对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人们尽管以“构成市场特征的力量关系”的名义加以驳斥,却依然囿于马克思所说的“竞争的幻想”的樊笼,不能阐明力量关系的社会基础。他们始终漂浮在模糊和类比的概念上,其严重后果是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的根本不平等),为各类工薪人员在收入和消费品分配方面的不平等辩解。
如果把资本家和直接生产者封闭在流通领域之中,那么他们无非是关注他们的商品的交换(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以使商品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主体。但是,以消费者名义进行分配的这种不平等,同时意味着寻求其资本价值实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他们自己的雇员之间的某种基本的类比平等,只需后者作为“学历”拥有者稍稍谋求使前者的“教育投资”的利益最大化。学校隔离的阶级本质被一笔勾销,以有利于实施或多或少“可赢利的投资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之间依据各自的“投机”能力进行某种竞争和斗争。
这样,文化资本理论把具有文凭的雇佣劳动者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归结为争取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逻辑之间的简单对抗。但是,今天三种类型的事实足以揭穿这种文化“优越性”的精英主义理论。首先,文凭与社会地位(具有学业文凭的青年成群“失去社会地位”)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对所谓的文凭“通胀”的自由主义论点提出了质疑,这种理论无视培养的客观需要与赢利逻辑的反向压力之间的矛盾。其次,具有学业文凭的青年的现实态度不能归结为一种单纯的个人主义竞争:从作为1980、1990和2000年代标志的诸多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抗争和团结。最后,规模越来越大的教师的斗争(1998年的塞纳一圣德尼省的斗争;2003年春天的运动)既表现出他们的团结性,又表明他们的不稳定性和社会贬值,同大谈“被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种种社会学理论可谓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经验指标与提供给具有文凭的青年的劳动岗位水平之间的日益扩大的差距,来验证文化资本概念的深刻意识形态性质。即使仅限于文化指标而言,由米歇尔?潘松和莫妮克?潘松一夏洛主编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证明,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源不是公共服务部门的知识分子雇员特别是教师的资源。
除了同样也去参观博物馆、聆听音乐会和观赏戏剧之外,资产阶级的文化活动是同他们特有的社交网(联谊会、竞赛会、俱乐部等等)、教育、祖传遗产策略(例如收藏艺术品)和婚姻选择(门当户对的自我繁殖)分不开的。文凭本身的分量在这种综合优势面前无足轻重,正如上述两位学者在调查中描述有文凭而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研究人员面对富有文化修养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时,十分清楚地证明的那样。
皮埃尔?布迪厄赋予他们以所谓的学业“资本”和进入“工薪资产阶级”敲门砖属性的大部分“学历”(中学第一阶段结业证书,业士,高等教育文凭),今天只能获取某些操作岗位或者职业分类所不承认的某些新职位。皮埃尔?布迪厄列入“新小资产阶级”或者说“被统治的资产阶级”乃至“领导阶级层”的那些人(干部和教授),通过“中产阶级”这个欺世盗名的概念把公共服务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雇员、技术人员、中高级于部、教员以及“特别是”教授重新组合起来,因为据说他们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持有中学第一阶段结业证书、业士文凭或是持有高等教育文凭来衡量的。我们看到在“经济资本”指标中把工资与动产和不动产收入并列起来,可能合乎情理地感到惊讶,但这完全符合极其飘浮不定的文化资本概念。
诚然,皮埃尔?布迪厄冗长地分析了丧失社会地位的过程,但他并未从中看到任何新现象,没有看到有文凭的雇佣劳动者社会意识中的任何变化。在他看来,这些永远顺服的人,始终听命于资产阶级—一我们从来看不到其发挥严格意义上所说的资本拥有者(生产资料拥有者)作用的一个资产阶级统治层的不变的符号统治。
按照“人力资本”经济学家们的模式所说的文凭“贬值”或者文凭“通胀”,难道事实上不是完全掩盖了阶级这个根本问题,表明今天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在工资和法规分类中承认同信息革命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劳动的知识化和责任化的深刻要求吗?
仅仅把这样的招工活动看做寻求更加听命和很少组织起来反对剥削的劳动力,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这样的动机主要是在雇用临时工的分包企业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么以复杂信息的流通和处理为中心的新组织运转,则要求真正训练有素的其他许多相关能力。对企业主旨在通过把持有文凭的雇员划入比他们具有的相应技能更低的职务类别来压低报酬,甚至把工作岗位外设在诸如新工业化国家那样的低工资地区(例如招揽巴西、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信息专家)的策略置若罔闻,不啻玩火。
诚然,对于“文化资本”概念的批判并没有考虑到促使文化资源的拥有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职业人员与平民家庭实际上处于对立地位的差距:学校位置的斗争,学校的隔离(以及根据学校的“社会环境”选择校舍的种种后果)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所谓“社会混合制”的暖昧性,尽管公开的意图宣言中言之凿凿,实践中却遭到否定。同时,如果想了解经济的不稳定化对于中间阶层行为的影响,如果想动态地看待他们的分离活动和团结活动,也就是说想了解近年来社会斗争中所产生的变化。那么我们必须从“文化资本”概念的樊笼中解脱出来,严格地把劳资冲突与文化冲突联系起来。
前言/序言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的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发展、不断丰富和升华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是革命的和社会批判的,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品格。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迎击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始终挺立潮头,永葆青春,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一些西方理论家急不可耐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并断言这种失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但是,正当他们弹冠相庆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及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强大活力和时代价值,虽历经时代的磨洗和考验,却愈益进发出真理的光芒,宣告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完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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