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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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著
图书标签:
  • 康雍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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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52805352
版次:1
商品编码:1215533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名家讲堂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7
字数:27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是在冯尔康教授近些年关于西方传教士、天主教与清朝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修订后的结集出版。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利用新公布的清朝档案史料、我国学者从西方搜集编译的档案史料和西方学者的新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康熙帝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多方使用西士的表现与原因;康雍乾三帝尤其是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变化及原因;乾隆四十九年陕西教徒报引传教士大案等等。

作者简介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暨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和史料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述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清代人物三十题》《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顾真斋文丛》《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曹雪芹与<红楼梦>》等;主编并主撰《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主编《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合著《中国宗族史》等。

目录

第一章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康熙帝对西士的多方使用与主动招徕
第三节 康熙帝使用西士原因的初步分析
第四节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的历史意义

第二章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
——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第一节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以前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第二节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优遇传教士与伤害汉臣的两件事
第三节 浙江禁教的发生与状况
第四节 容教令的制定
第五节 余论:从中国天主教史看康熙帝政治

第三章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第一节 清代前期官民对天主教性质的认识及其原因
第二节 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与政策
第三节 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与西方文明的认知与政策的特点及其差异
第四节 余论: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消退之原因与影响

第四章 "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节 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的认同问题
第二节 康熙帝招揽西士之风中断原因之探究

第五章 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
第一节 雍正二年、乾隆十一年的禁教
第二节 传教士的潜匿、潜入行教
第三节 传教士的传教方式
第四节 信徒的社会成分及其坚定信仰者
第五节 如何看待民间的宗教信仰

第六章 雍乾时期天主教徒的宗教情结
第一节 教徒坚持信仰的执着表现
第二节 信仰的内涵、动因与宗教情结的产生
第三节 天主教在清代传播的民间社会条件及宗教因素

第七章 乾隆四十九年陕西招引西洋传教士案
——中国天主教徒网络圈刍议
第一节 案件的概述与探讨
第二节 招引西洋传教士的信众基础——天主教在陕西传教概况
第三节 招引西洋传教士主谋及前期准备
第四节 蔡伯多禄运筹西洋传教士行程、盗案与发案
第五节 大范围搜捕、中央会审与结案
第六节 西洋传教士潜入内地失败的原因与朝廷的无奈
第七节 提出一个问题:清代的天主教徒联络网

第八章 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动与生活
第一节 西洋传教士在江南的持续活动——教徒宗教生活背景
第二节 教徒宗教生活之一斑
第三节 文士与传教士交游及信教
第四节 女信徒的虔诚信教

第九章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
第一节 安徽天主教活动区域钩沉
第二节 西洋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和安徽神职人员在外省的传教
第三节 安徽天主教徒在外省

第十章 清代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
第一节 西洋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政体
第二节 西洋传教士捕捉中国人、中国政体特征的渠道及其观察方法
第三节 一针见血的褒贬与误解、误读杂陈

后记

精彩书摘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乾隆四十八年(1783)春天,生活在陕西西安的天主教徒杜兴智和中国神父刘必约,为西洋传教士修缮好居处,秋天,教徒焦振刚、秦禄到广州做生意,求得去过意大利的福建人蔡伯多禄帮助,面见罗马教廷派驻广东的哆哕,请求派遣传教士去陕西,次年春天哆哕指派吧地哩映等四人赴陕,在蔡伯多禄安排下,闰三月从广州乘船,经过广西、湖南,于七月在湖北襄阳被捕,乾隆帝指示彻底追查,随着案情的发展,各省进行缉捕。五十年(1785)二月审结:西洋人永远监禁刑部监狱,随后开恩,驱逐出境;对中国教徒分别情节处刑,发配伊犁给厄鲁特蒙古为奴,流放,枷责,交保管教。此次传教士西安之行,护送人员由广东人、湖南人、湖北人、陕西人组成,表明以蔡伯多禄为中心形成输送西洋人到内地的联络网,这个网的一端连接广州罗玛当家哆哕,另一端连接北京天主堂。
  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被法国的研究者荣振华认为是“1784-1785年的全面仇教”①。事情的起因是西安和陕西天主教徒招引西洋传教士赴陕,被官方发现,从而进行全国性的搜捕和严厉惩治。因此,陕西招引传教士事件颇有研讨的必要,笔者汇集资料,略作叙述。
  第一节 案件的概述与探讨
  陕西西安人杜兴智、焦振刚和流寓西安的中国神父四川人刘必约、山西人秦禄起意邀约西洋传教士来陕传教,通过在广州的福建人蔡伯多禄联络罗马教廷派驻广东人员哆哕(罗玛当家),由哆哕派出吧地哩映等四人,在蔡伯多禄安排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下旬乘坐由湖广人刘绘川等带领来的船只和原籍四川人张永信、广东人谢禄茂与谢惠昌等五人伴送,从广东出发,经过广西、湖南,到达湖北襄阳,七月中旬因遇盗劫而暴露,地方官拘捕四名传教士,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朝廷,乾隆帝下令有关地区督抚缉拿逃犯,从而发现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江西、河南、四川、福建都有潜匿的西洋人仍在进行传教活动;乾隆帝令将哆I罗、西洋传教士及需要对质的内地中铎、接引伴送人员解京,由军机大臣和刑部会审,至五十年(1785)三月下旬结案,西洋人押解广东出境,内地信徒则依神父、会首、接引伴送、一般信众的不同情形给予处刑:发配伊犁给厄鲁特蒙古为奴、流徒、枷杖及悔改甘结。陕西接引吧地哩映等人的未能实现,是西洋人潜人为数不多的失败案例。
  康熙末年以来清朝政府实行禁止传教和信教政策,西洋传教士潜入、潜匿各省,由于他们的相貌、语言,所以很容易被盘查出来,却常常成功到达目的地进行传教活动,何以能够如此通行无阻?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1720-1796)在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四日奏折中说:“西洋人传教,势不能自来自去,总由内地匪徒,利其财物,私下诱导所致。”①他们注意到内地人接引洋人的原因是“利其财物”,却忽视了宗教信仰的因素,这里不去管它。
  ……

前言/序言

  我想借用写作自序的机会,述说从事清代前期天主教史探讨的原因、研习心得,以及今后的愿望。
  我的有关清代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与朝政关系史的文字陆续披露后,有友人好奇地询问:你怎么做起这类文章?我明白这么问有两种含意:一是你平常不做这种题目,为何突然有了兴趣?二是你不懂外文,能做下去吗?是啊,问得好,我也不时地这样追问自己,尤其是后一问题。好吧,就来清理一下此种研治的缘起吧。
  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并于2011年11月中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行“十七、十八世纪(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我出席了会议。会前应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之约,写出《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刊登在该刊2011年12月号)。会上为友人陈捷先教授《康熙帝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做引言人,预备了讲稿。会间参观“大展”,首次见到康熙帝模仿、创新制造与使用的数学仪器,有圆规、角尺、平分线比例尺、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比例规、数学用表、八位对数表、刻有比例表的炕桌等等。事前,我从文献中知道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些情形,看文献上的东西,平平淡淡,而这次参观中欣赏到的实物,不少是从来未闻未睹的物件,令我大为震撼。三百年前康熙帝就使用上了计算机、八位对数表(如今中学生使用四位对数表),那些物件中有宫廷仿制的,可见康熙帝在数学仪器使用上并不落伍!同时真切感受到康熙帝强烈的求知欲望,多少有着尊重科学新知识的意识,因而屈尊以西洋传教士为师,并模仿制造西方仪器,须知这是在中华帝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论时代的帝王举措,因而令我叹服他的不寻常品格!震惊之余,刺激着我去了解“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历史,而康熙帝的西方知识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研习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课题,离不开探讨他同传教士的关系,离不开探讨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也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就这样由康熙帝与西学的关系,引起了我对清代前期天主教史的研究兴趣。
  这时,我想到我和友人王思治教授合作编著、2006年出版的《康熙事典》,在我写的部分(第378页)错误地认为罗马教廷传信部的马国贤为耶稣会士,思及于此,甚为赧颜。我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本书类似于工具书,史实应当绝对准确。”而我则有这类的教会史方面的错误,心情非常沉重。我是以实证史学观念治史的人,竟然出明显事实的差错!对康熙帝尊重科学技术的钦佩之情与惭愧误失的失落心情两相结合,遂有研治康熙帝与西学、康熙帝与传教士关系史的冲动。从台北返回天津,迅即将《“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定稿(《历史教学》于2012年第8期刊出)。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内容梗概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于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康雍乾盛世,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与皇权之间的复杂互动。作者并非仅仅罗列史实,而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与解读,细致描绘了天主教士们如何在陌生的东方国度站稳脚跟,如何因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社会习俗,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遭遇意想不到的挑战与机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作为那个时代的权力中心,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叙事线索。 本书并非一部浅显的宗教史或政治史的简单堆砌,而是试图在历史的纵深中,挖掘出不同文明碰撞的火花,以及在这一碰撞中,个体命运、社会变迁和帝国格局所呈现出的微妙关联。通过对传教士在宫廷中的活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包括科学、艺术、天文、历法等领域的影响进行细致的考察,本书力图展现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真实图景,以及它如何在东方文明的沃土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 详细解读 第一部分:风起东方——天主教初遇中华 在本书的开篇,作者将读者带回到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彼时,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借由贸易和外交的便利,开始大规模地踏足中国。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宗教信仰,还有来自西方世界的先进科技、科学知识和文化理念。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灵活的策略,试图在中国社会寻求立足之地。他们学习汉语、研究儒家经典,努力将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试图找到一条“中国化”的传教之路。 本书详细描绘了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艰辛探索,他们如何克服语言障碍、文化隔阂,如何赢得士大夫阶层的关注,甚至获得部分官员的接纳。作者深入分析了早期传教士在天文、数学、地理、地图绘制等方面的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中国统治阶层的信任和尊重。同时,本书也触及了早期传教士在与佛教、道教等本土宗教的接触与互动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试图在“教”与“礼”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第二部分:康熙时代的十字架与龙椅——皇权与教会的微妙平衡 康熙皇帝,作为本书的第一个重要焦点,被描绘成一个集智慧、好奇与务实于一身的君主。他不仅对西方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对天主教教义和其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有所了解。本书细致地考察了康熙皇帝与传教士们之间的互动。一方面,康熙利用传教士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长,命他们参与天文历法改革、绘制地图、制造军事器械等,这无疑是对传教士才智的一种认可和运用。另一方面,康熙皇帝也对天主教的传播持谨慎态度,他虽然允许传教活动的存在,但始终将维护大清统治的稳定放在首位。 本书重点阐述了“礼仪之争”在康熙朝的萌芽与发展。传教士们对于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尊孔等中国传统礼仪,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这些分歧最终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康熙皇帝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既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尊重,也反映了他试图在宗教事务上保持独立自主的考量。本书通过梳理当时的奏折、书信等一手史料,生动再现了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中的权衡与决策过程,以及这些决策对天主教在华传播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三部分:雍正的铁腕与禁令——皇权收紧与教会的寒冬 与康熙皇帝的相对开放不同,雍正皇帝在天主教问题上的态度更为严厉和不容置疑。本书深入剖析了雍正朝天主教所经历的转折。作者认为,雍正皇帝对传教士的政策收紧,并非仅仅是对宗教本身的排斥,更多的是出于对皇权集中和国家安全的考量。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被雍正皇帝视为可能威胁到国家统一和朝廷权威的因素。 本书详细描述了雍正皇帝颁布的一系列限制传教活动的法令,包括禁止在中国传教、驱逐部分传教士、限制其活动范围等。作者考察了这些禁令的出台背景,以及它们对当时在华天主教教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同时,本书也探讨了在严峻的形势下,部分传教士如何采取隐秘的方式继续传教,以及中国本土信徒如何坚守信仰。雍正朝被视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寒冬”,它深刻地暴露了西方宗教在面对强大而集权的东方帝国时,所能承受的压力与局限。 第四部分:乾隆时代的“文化清洗”与教会的潜伏——盛世下的宗教审查 乾隆皇帝,作为康雍乾盛世的集大成者,他延续了雍正时期对西方宗教的警惕,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天主教的管控。本书分析了乾隆朝“礼仪之争”的延续以及由此带来的进一步的压制。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对西方传教士的审查变得更加系统和严格,许多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在华传教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本书重点探讨了乾隆皇帝所推行的“文化清洗”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如何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生存空间。作者认为,乾隆皇帝一方面对西方在天文、数学等领域的知识有所需求,但另一方面,他对任何可能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皇权统治的“异质”思想都持排斥态度。本书通过对当时官方文献、奏折以及传教士日记的解读,勾勒出乾隆朝天主教面临的严峻处境。即便如此,本书也指出,天主教并未在中国完全消失,而是转入了更加隐秘的生存状态,继续在民间和部分士绅阶层中维持着其信仰的火种。 第五部分:文明的交汇与历史的回响——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的遗产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并未将故事简单地定格在禁令与压制之上,而是进一步升华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本书强调,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的互动,并非简单的“谁胜谁负”的零和博弈,而是一场深刻的文明交汇。天主教的传入,无疑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科学技术和文化元素,而中国本土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皇权体制,则塑造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路径与形态。 本书认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一方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其对中国近现代科技、教育、慈善事业等方面仍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留下了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印记。另一方面,康雍乾三帝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和政策,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帝国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其统治理念、文化自信与国家安全的复杂考量。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讲述一个宗教在中国的历史,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展现了不同文明在接触与碰撞中所产生的复杂效应,以及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个人选择、社会变迁与帝国命运的相互交织。作者力求通过详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让读者理解这一时期天主教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如何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一道独特而重要的历史风景线。本书最终希望引发读者对于文化交流、宗教包容、文明互鉴等议题的深层思考。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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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评价:侧重学术深度与思想碰撞的专业读者视角) 从一个研究中西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提供的资料密度和分析深度是相当可观的。它超越了简单的“传教士来华”叙事框架,而是将天主教的传入置于清朝中央集权体制强化和文化自我更新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作者显然花费了大量精力在梳理满文、汉文档案,并辅以传教士的私人信函进行交叉印证,这使得其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它并未将天主教视为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文化输入,而是细致地区分了不同教派、不同代际传教士在策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分析了这些差异如何被清廷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所利用或压制。这种对“接触点”的精准定位和对“反应机制”的系统性梳理,无疑为我们理解清代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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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评价:侧重历史细节与人物刻画的爱好者视角) 这本书的叙事手法实在高明,它不像那种干巴巴的教科书,而是像一位娓娓道来的老者,将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帝王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复杂互动,描绘得丝丝入扣。我特别欣赏作者如何细腻地捕捉到那些历史的“灰色地带”——君主们一方面对西方科学技术抱有强烈的求知欲,另一方面又对天主教的“一君一神”观念感到深深的戒备。比如,书中对宫廷内部关于礼仪之争的描述,简直让人身临其境,能感受到当时决策者内心的挣扎与权衡。那些描绘西洋钟表匠、画家、天文学家在紫禁城内小心翼翼工作的情景,充满了张力和戏剧性。读罢,你不仅了解了历史事件,更能体会到一种跨文化交流中,权力、信仰与实用主义交织的微妙平衡感。这种对人物内心动机的深度挖掘,远胜于一般的政治史记述,让人读完后对“盛世”背后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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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评价:侧重文化冲击与社会变迁的社会观察者视角) 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在面对巨大外部冲击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复杂心态——既有好奇和接纳的窗口期,也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所导致的最终排斥。它不仅仅是关于皇帝和教士的故事,更是关于一个庞大帝国如何试图消化“他者”的知识和信仰体系的社会学观察。作者通过对礼仪之争的梳理,清晰地展示了当一个成熟的、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文明体系,遭遇来自技术和宗教层面都极具冲击性的“异见”时,其内部是如何进行自我修复和文化防御的。这种对“适应不良”过程的描摹,让我对理解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心理有了更扎实的基础,它让历史事件不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一系列连续的、充满张力的文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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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评价:侧重对“帝王心术”分析的政治史爱好者视角) 真正吸引我的,是作者对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在处理天主教问题上所展现出的“帝王术”的精妙剖析。这三位皇帝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他们的统治需要、个人偏好以及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调整的。康熙的宽容带着实用主义的考量,雍正的铁腕则体现了对皇权的绝对维护,而乾隆的最终封禁,则标志着清朝在文化安全问题上画下了一条明确的红线。书中对于皇帝如何利用传教士的专业技能(如绘制地图、制造军械)作为政治筹码,同时又如何果断清除其在民间的影响力,有着入木三分的分析。这俨然是一部关于最高统治者如何进行风险评估与战略部署的经典案例研究,读来让人不禁拍案叫绝,深感“伴君如伴虎”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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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评价:侧重阅读体验与文笔风格的普通文学爱好者视角) 这本书的文字功底让人耳目一新,完全没有一般历史读物的枯燥感。它的行文流畅,节奏感把握得极好,仿佛在阅读一部结构严谨的小说。作者的叙事语言既有古典韵味,又充满现代洞察力,读起来非常“下饭”。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它能够把那些看似遥远的朝堂辩论,转化成一场场精彩的智力对决。比如,当描述传教士试图向皇帝解释“天主”与儒家“天”的概念差异时,那种语言的巧妙周旋和思想的激烈碰撞,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每次合上书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朱红宫墙下的场景,耳边似乎还能听到那些关于天文、数学、哲学上的争论声。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让你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享受到了纯粹的阅读乐趣,完全没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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