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英国是近代大学的发源地之一。182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诞生标志着近代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兴起,而1836年伦敦大学的创立则开启了近代英国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序幕。伦敦大学的百年历史深刻地反映了近代英国髙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整体趋势。本书运用文献法、个案法、比较法和统计法等,通过对伦敦大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考察,揭示了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特点以及发展的整体趋势。 袁传明 著 袁传明,出生于江苏淮阴,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2008年,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专业本科毕业;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15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博士毕业;2015年至今,于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任教。曾在《比较教育研究》《现代大学教育》等期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相关文章获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成功地超越了“英格兰中心主义”的叙事陷阱,对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极为精彩。作者没有将英国的改革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敏锐地指出了爱尔兰圣三一学院的历史路径与牛津剑桥模式的显著差异,以及苏格兰大学在启蒙运动遗留下的那种更具实用主义和公民导向的传统是如何应对十九世纪挑战的。这种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英国高等教育”这一概念的理解,揭示了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对教育体制塑造的决定性作用。整本书论据扎实,数据翔实,但最打动我的是它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看政府颁布了什么法令,更要看这些法令在具体的地域和文化土壤中,最终催生出了什么样的人才和思想。这是一本能真正教你如何进行历史比较分析的优秀教材。
评分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将这本书读完,并非因为篇幅巨大,而是因为其中的思想碰撞极其激烈,需要不断停下来进行反思和消化。作者对于“精英教育”与“大众化倾向”之间张力的捕捉尤其精准到位。他清晰地指出了,即便是最激进的改革者,在面对既得利益集团时也常常需要妥协,这种妥协往往体现在教育内容的边缘化或形式上的保留。例如,关于科学教育的地位提升,书中详述了其在财政支持和学术地位上所受到的持续挤压,这让我对当代高等教育中“文理之争”有了更深的历史纵深感。这本书不是在颂扬进步,而是在记录进步的艰辛与代价。它让人意识到,任何教育体制的革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乌托邦建设,而是无数次权力博弈、资源分配调整和文化保守主义抵抗的产物。这种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远非一般的教育史著作所能企及。
评分这部著作在我看来,简直是打开了一扇通往理解现代社会基石的窗户。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经历的那些深刻而痛苦的蜕变。我尤其欣赏他对于“大学自治”与“国家干预”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的剖析。那种将复杂的政治哲学争论,还原为一个个具体教育政策修改细节的处理方式,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它不是那种堆砌宏大叙事的历史书,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精准地切开了肌理,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制度内部那些陈旧的血管是如何被新的血液逐步替代的过程。读完后,我脑海中对“牛津剑桥模式”的刻板印象被彻底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自我修正的复杂有机体形象。那些关于课程设置、师资聘用标准,乃至学生招录机制的微小变动,在作者的笔下,都折射出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工业革命需求以及帝国主义抱负的巨大张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看待教育改革的“深度透视镜”,远超出了单纯的教育史范畴,直抵社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堪称典范,它没有采用线性的时间叙事,而是围绕几个核心议题展开——如“大学与教会的关系重塑”、“专业化与研究型大学的诞生”、“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入口构建”等。这种主题式的切入,使得各个时期的史实能够互相印证,形成一个立体的分析网络。特别是关于“师资流动性”的探讨,作者如何梳理出从教会职位转向世俗学术职位的具体路径和制度保障,细节之丰富令人叹服。这种对制度细节的深挖,使得“改革”这个抽象的词汇变得具体可感。我能想象到当时的教授们是如何在新的考核标准下调整他们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内容。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兼具学术的严谨与文学的张力,它成功地将枯燥的制度史描述转化成了一部关于知识权力转移的史诗。读罢,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变革张力的时代,亲历了学术传统的瓦解与重建。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初读时略显晦涩,但一旦适应了作者那种近乎于古典学者的严谨与克制,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信息密度与逻辑力量。它几乎像是一份详尽的档案整理报告,对于各个关键改革法案——比如1854年的《牛津大学委员会报告》或是后续一系列议会辩论——的处理极其审慎。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新大学”崛起的章节,作者没有采用那种将新兴工业城市大学浪漫化的叙事,而是冷静地对比了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地的理工科教育如何艰难地在传统人文主义的阴影下挣扎求存,最终开辟出一条务实主义的道路。这种不偏不倚、尊重史料原貌的态度,使得全书的论证极具说服力。它没有试图提供一个简单的“成功”或“失败”的结论,而是将改革过程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可避免性,以一种近乎冷峻的客观性呈现出来。对于任何一个对专业化浪潮如何重塑知识分工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的视角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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